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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砖绿瓦、雕梁画栋的北京协和医院老楼，以特有的庄重和静美，矗立于繁华的王府井大街。
老楼二层，一间不足10平方米、陈设普通的办公室里，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正与助手讨论一位来自农村丙肝合并感染艾滋病患者的治疗方案。
语速快、肢体语言丰富、有一股自信的劲儿……这是记者眼里的李太生。
李太生和他的团队让我国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他也是唯一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首批名单的临床医生。
“我首先是一名医生，临床一定要做好。解决实际问题，为病人服务。”李太生强调，“但作为科学家，还要解决前人解决不了的问题。”
来协和医院看病的病人，几乎都将这里视为“最后一站”。李太生深知自己在病人心中的意味。
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李太生的职业梦想，源于人生经历。
1963年，李太生出生在豫晋冀三省交界的河南林州，举世瞩目的“红旗渠”就诞生在那里。过去，由于医疗条件落后，他6岁的弟弟被误诊而丧命。这自小坚定了他学医的信念。
后来，李太生如愿考取广州中山医学院。1983年，他被推荐到北京协和医院实习，后来留在了协和医院，成为一名内科住院医生。
出国学习的那段经历，成为他专业的转折点。
1993年，受教育部公派，李太生赴法国进修感染与热带病学科。当时中国国内艾滋病病情并不严重，从1985年发现中国第一例起，8年间累计只有1000多例。国内一些感染科医生据此认为，艾滋病在中国流行不起来。
但李太生坚持认为，根据流行病学分析，作为国际社会一员、“地球村”一分子，中国将无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艾滋病增长、流行的趋势。他感到，在被称为“感染学帝国”的法国巴黎第六大学附属居里医学院主攻艾滋病研究，回国后定有用武之地。
他的重要研究成果，诞生于这一时期。
1996年初，美籍华裔科学家何大一博士提出以“鸡尾酒疗法”治疗中早期的艾滋病患者。但标志免疫能力的CD4细胞数目小于50单位的晚期患者免疫功能永远不可逆转，这一理论在当时被普遍公认。
进修学习期间，通过悉心观察实验室数据、结合临床比对，李太生发现，恰当的药物搭配也可能对晚期患者的免疫系统产生作用。他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终于在1997年，他和导师奥特朗共同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正式提出了艾滋病患者免疫重建理论。这一发现被认为在艾滋病治疗上打开了希望之门，具有里程碑意义，意味着艾滋病晚期患者也有可能获得新生！
1999年，李太生获得博士学位，他谢绝了导师的挽留，毅然回到祖国。
“国家把我送出去，1个月花费4000法郎，当时相当于6000元人民币，在农村可是43个农民1年交的公粮。”李太生说他感恩国家，必须回国。
正如李太生的预判，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面临着艾滋病增长、传播的严峻局势。然而，刚回国时，相关研究条件极为落后。
“具备什么条件就干什么事，不具备条件也要创造条件。”三四年时间里，李太生跑遍所有艾滋病流行区，举办基层技术骨干培训班，宣讲艾滋病的治疗和预防。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老百姓都知道这位李大夫。在病人的眼中，他总是不戴手套也不戴口罩为他们作检查，总跟他们说，艾滋病并没有想像的那么可怕。当时，很多艾滋病患者饱受歧视，无药可吃，处境艰难。
进入21世纪，全国防艾形势更加严峻。2004年，国家开始发放免费药物为艾滋病人进行治疗。但当时国产仿制药物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人体质，毒副作用较大。研究适合中国人体质治疗方案的重任，落在了李太生身上。
李太生筛选了在艾滋病治疗方面有一定基础、病人具代表性的地区作为试点，反复比对各种药物治疗效果，最终优化出两个方案，在全国推广。国产新药问世后，疗效与进口药相当，但价格仅为进口药的六分之一，做到了“质优、价廉、效优”，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从此有了“中国方案”。
李太生带领中国艾滋病临床研究团队，使中国艾滋病病死率从2003年的22.6%降至2014年的3.1%，10年间直降86%。中国的抗艾治疗方案成了迄今为止国际范围内性价比最高的方案，得到了联合国的认可，为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模式。
“在对艾滋病仍然存在歧视与偏见的社会环境中，让他们活着，有质量地活下去，这是我们医生必须要完成的任务。”李太生说。
他几乎把所有时间用于实现这一目标，回国18年，只休过2个星期假。他的心里，始终惦记着患者，“艾滋病人是弱势群体”，李太生总是这样说。
每年的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李太生的手机里总会有一些病人发来的短信：“您为艾滋病人所做的一切，我们永远记在心里”“当您觉得特别累时，我们就会在你身边”……
说到这里，李太生热泪盈眶。
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