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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路呵，为什么越来越窄？”这是三十多年前，潘晓代表年轻人的发问。如今，年轻人的困惑依然存在，年轻人对前途的担忧该如何化解？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就此专访团中央学校部副部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生导师廉思教授。
作为“蚁族”、“工蜂”、“洄游”等概念的提出者，廉思有一个判断，近几年青年群体的焦虑感呈上升趋势。“特别是985和211高校学生的焦虑感也在增强，这与社会竞争的加剧和知识迭代频率加快有关。”他说。
有的年轻人认为，我们这么努力，还买不起房子，那么奋斗还有什么意义？如何化解类似的问题，廉思认为，一方面我们要引导青年人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要将奋斗精神与功名利禄剥离开来，让青年们意识到奋斗与成功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如果我们把成功夸大到极致的程度，一旦没有实现预期目标，反而会增强他们的心理落差和社会不公平感。另一方面，国家应从制度和法律层面保障青年起点公平，保障资源合理分配，保障人格人权平等，为所有人构建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和良性的社会流动机制。
机会公平看不见摸不着，究竟是什么？廉思给出答案：“让‘富二代’不会因其富庶而承受不该承受的来自原罪的道德压力，使‘穷二代’也不会因其贫穷而承受不该承受的来自物质的压力，使每个青年都能公平地分享与其奋斗打拼相值的发展际遇和改革成果。在这方面，我们在教育、户籍、住房、医疗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他提出，拥有一个看得见的未来，是青年人精神世界最为重要的根基，也是国家发展的动力源泉。今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青年发展规划，是我国青年发展事业的重要顶层设计，可见我国在保障青年机会平等方面下了很大的决心。
药方一：把“小卖部”变成“大超市”，调整青年服务供给
廉思关注到一个现象：在上海，进行基层人大选举时，松江区某大学选区有不少选民将票投给了“特朗普”。
廉思分析，与西方青年政治冷漠现象不同，在我国，当年轻人经济权利基本解决的时候，可以预判断未来增长的空间主要是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年轻人的自主意识变得更加强烈。一批既有政治参与热情、又有政治参与能力的青年公民群体将在中国兴起，表明中国青年的政治参与正在由动员型参与向自主型参与转变。
在基层民主建设时，应推动政治资源由“增额供给”向“议事供给”转变。在国家现有政治制度框架下，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青联委员等名额相对有限，按照简单增加名额的配给方式赋权青年，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可以尝试探索议事政治资源的供给模式，即以议题为核心的申请式政治参与，扩大青年的政治参与渠道，推动政治资源供给模式的转变。
他进一步分析，我们需要辩证分析青年群体中强弱力量的对比关系：我们究竟是服务强势群体的强组织，还是服务强势群体的弱组织？是服务弱势群体的强组织，还是服务弱势群体的弱组织？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联系和服务的对象需要在这两个纬度四个方面做出取舍。有些青年组织，例如一些官办协会和联谊会，虽然有政府支持，但其实是强势群体的弱组织。而一些关注留守儿童、单亲家庭的青年组织，反而是代表弱势群体的强组织。
“我们要统筹用力，辩证分析这种强弱关系的变化，正确看待群团组织和青年人的关系。不断丰富协商民主形式，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实现组织建设从工作部门向整合平台的转变。其实现在青年的需求很强烈，群团组织的主观能动性也很强，相当于两边都垒起了高楼。如果中间的路途不同，渠道不畅，就成了两座堡垒。如果路通人和，管网交织，那就可以达到互通互畅，资源互补。”廉思打了个比喻，就是要筑巢引凤，使群团组织成为吸引商家入驻的“大超市”，让年轻人在里面各取所需，而不是自产自营的“小卖部”。同时，还要注意发挥平台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功能，避免各自为战。
药方二：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增强同网络青年打交道的本领
如此多的年轻人全职或兼职从事网络主播，单纯是为了赚钱吗？在廉思看来，没那么简单，“这是大城市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方式下，年轻人进行自我表达或宣泄的一种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主播这一职业满足的是进取的自我、欲望的自我和互动的自我三个层次的需求”。
不少人对主播行业都有偏见，廉思认为，网络主播设置的场景恰恰满足了大城市青年人在陌生人圈层中的关系诉求。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青年可以进入同一个直播场景或者主播空间中，在这里青年不必担心丢面子，而且能够找到一种更好的自我定位的新方式。比如，唱歌青年可以找到自己发泄的途径（喊麦），网络游戏青年可以得到无数认可（游戏主播），白领可以展示他们新的阶层地位，大学生可以显示他们特殊的爱好和特长。因此，每一个主播空间实际上构建了一个多义的、多元的开放的社会空间。物质、情感等各类欲望在网络直播平台中频繁出现，借助于这些公共表达，一个新的内在自我被建构了出来。如果说大城市青年愿意在熟人社会之间进行线下交往，那么其线上交往则更倾向于陌生人社会。
如何引导这部分青年人？廉思提出：“如果还是运用传统的方式来引导他们，肯定是难以奏效的，必须对受众习惯、受众心理有透彻的理解和精准的把握，即，根据具体受众制定适用于其群体特点的方式方法。这就需要掌握一定的工作技巧。”
廉思具体谈到三个方面：第一，既有撒胡椒面，又有单点传播。组织化传播不同于大众传播，其传播目标并非浅层的形象传播，而是以观念和理念认同为目标的传播。这意味着，其不可能使用和大众传播一样的“撒胡椒面”式的策略。理念认同需要深入交流，这既需要群体传播作为基础，也需要单点传播作为延伸，要学会青年的话语体系。第二，抓住关键少数，影响绝大多数。之所以要在撒胡椒面的基础上深入进行单点交流，是因为组织本身就是分为不同层次的体系。因此，与之相应进行的工作，也应该有不同层次的目标设计。我们要学习党在革命时期做群团工作的经验和做法，提前介入，放长眼光，敞开胸怀，让代表人物成为我们的朋友。第三，注重受众体验，扎根青年文化。根据受众的阅读习惯制定策略，比如我们之前在调研青年产业工人时发现，他们更喜欢用QQ，而很少用微信，因此，应留下QQ号而非微信号；工人们文化程度不高，喜欢读图而非文字阅读，因此适合图多字少的交流手段。因此，被年轻人认可，与年轻人同步，就要长期置身于青年文化之中，每天和年轻人一起玩耍，一起生活，一起聊天，一起感受。
廉思强调，如何让网络主播宣传正能量，这对宣传工作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构造者。沟通交流并非一个简单的过程。在思想多元化时代，通过沟通过程同化思想，形成认同，必须是一个由浅入深、循循善诱、耐心细致、润物细无声的过程。粗暴的灌输不但于事无补，还可能会在起步阶段，便将对象拒之门外。
药方三：打造“场景革命”，适应“小而美”趋势
廉思研究发现，台湾年轻人喜欢“小确幸”，是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的一种方式。大陆年轻人喜欢“小而美”，是年轻人过度计算得失后的结果。
为什么要拒绝“大而强”？廉思分析，“大而强”要付出很多，风险也很高，而“小而美”在拒绝唯一的优秀标准的同时也保证了自己是更安全的。随着社会风险的增高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多，很多年轻人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想着“我可以不成功但绝对不能失败”，因此自认为这是最稳妥的方式。
以往的“大而强”要求我们擅于做看得见的意识形态工作，但现在的“小而美”要求我们学会做看不见的意识形态工作，学会把意识形态藏起来。
廉思提醒：“对青年群体而言，有时候我们刻意强调意识形态，反而会弱化意识形态的作用。我们要学会用‘降维攻击’营造‘场景革命’，我们要让党的理想信念对接青年生活的各个场景，并且不断提高构建青年生活主场景的能力。”
对“小而美”提供服务，是否意味着提供事无巨细的服务？廉思认为：“不妨以兴趣爱好为切入点，通过各种小圈子切入年轻人的生活。我们需要认真观察和审视青年生活的不同场景，并找到青年在不同场景中的痛点。在不同的场景里，青年痛点的维度是不同的。当我们能够准确打造场景的时候，就能够精准地提供青年满意的服务。”
廉思说，共青团开展工作的目的不是显示自己的政治存在，或者仅仅把自己看作具有管理职能的机构，共青团应是一个枢纽型的组织形态、一个资源集散的整合平台，这个平台应该起到搜集信息、凝聚力量、储备人才、发动青年、进而为党决策提供参谋助手的作用。我们要从党的立场来看团的工作，而不是从团的立场来看团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深入理解中央群团改革的精神，把自己真正打造成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