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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化、全球化、市场化、城镇化叠加的影响不断深化，其对青年的影响愈发复杂。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使得各因素对青年的影响并非呈现线性相加的简单关系，其不确定性大大加强。无论是英国脱欧成功，抑或是特朗普胜选，均显现出世界的不确定正在不断增强的趋势。世界的表象与本质，迹象与方向之间的相关性，正遭受越来越多的挑战。
市场化与网络化的叠加，使得意识形态的塑造源产生了转移；城镇化与网络化的叠加，使得民间舆论场的话语权产生转移；全球化和网络化叠加，使得青年拥有了跨越国界的共振能力和迁移能力，形成了国际移民问题。这些都是青年对于现有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挑战的预演和积蓄。
一二线青年替代三四线青年
在移动互联网出现之前，我国一直存在两个舆论场，一个是官方舆论场，一个是民间舆论场。此前，民间舆论场的早期主体是都市类报纸。随着移动互联网对传统媒体行业的颠覆，民间舆论场正在呈现出新的特征。传统媒体式微造成的结果使得新社会阶层的话语权在逐渐提升。传统媒体对底层的关怀不再是所谓的民间舆论场中议程设置的核心命题。远离了农村，居住于一二线城市的青年，成为了网络舆论的主要发起者和参与者。由此，这些大城市青年的局部问题被放大，在舆论上，具体体现为一线城市的白领对于清洁空气的需求大于三四线城市的蓝领对于工作岗位的需求。而在城镇化过程中，由于人口流动管理、户籍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存在相对滞后问题，导致大城市流动青年产生了较强的相对剥夺感。而流动青年大多处于竞争性较强的行业，工作和生活压力又增加了其焦虑感，这成为了网络舆论场负能量的重要来源。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相比此前民间舆论场的主要被关注者，即以农民、农民工为代表的基层群众，当前更多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网络舆论场，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烈度较低（具体表现为烈性公共事件少、议题较为温和等），但这一阶层对主流话语的信任度并不如基层群众。因此，目前舆论场低烈度冲突表象下的信任流失尤为值得关注。剥离表象看本质，网络舆论的哈哈镜效应，使得真实的政治态度被深埋，这并不足以成为判断当前民情的全部依据。
在去年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颇为不解的现象。例如，在上海举行基层人大选举时，松江区某大学选区有不少选民将票投给“特朗普”，此外还出现一些不属于候选人之列的其他废票，致使真正的候选人未达到当选所需票数。有些观点指出，这至少体现中国大学生政治意识在觉醒，同时也反映出大学生们政治责任感差，娱乐至上，不珍惜民主权利。相比这些判断，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这些现象体现出的更为严峻的现实是，有序的政治参与与无序的个体意志的冲突，在当下和未来有可能呈现继续扩大的趋势。当主流意识形态无法对青年形成吸引，原本消极配合的一些群体，将随着社会和市场自由空间的扩大，文化和观念的多元空间扩大，越来越可能选择积极拒绝的态度。与五年前出现的独立候选人相比，这种来自更广大的选民的变化，将对有序的政治参与提出更大的挑战。
互联网平台替代传统制单位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共享经济时代，服务业到2020年将占到国民经济的55%左右。共享经济与服务业相结合，会产生一种新的就业模式，即“自由人——共享平台——消费者”模式，实现“从劳动者的模块化组合到自由人的平台化联合”的转变。按照这种发展模式，未来企业将会消失，只剩下拥有不同资源和需求的人，以及共享平台，这预示着自由人联合时代的到来。从时代发展潮流来看，基于人才共享的趋势，未来专业性的人可能不再依附于某个组织，他跟企业和组织的关系将是一种联盟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可能会使得大量的青年在体制外生存，意见领袖的数量将迅速增长。
在这种背景下，各种互联网平台就成为意见领袖与广大青年的桥梁纽带。当前，以各种直播平台和O2O平台为基点，一批网络主播、签约作家、流浪歌手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在技术“平权”的过程中，传播门槛不断降低，对新媒体的敏感和对新语言的使用是施加“影响力”更为重要的因素。意见领袖由于本身的知识储备、工作属性和社交需要，是与新媒体接触最为亲近的群体，这决定了他们将是社会思潮的“扩音器”和广大青年价值观的“路由器”，具有集散思想文化信息的软实力和引导社会舆论走向的潜能力，而其中的网络平台将是连接意见领袖和青年大众的关键节点。2017年我们对网络主播的调查表明，北京市网络主播人数约为30万人，提供互联网直播平台服务的企业已超过300家。北京聚集了全国40%以上的网络直播平台。整体呈现出本科以下学历为主，三四线城市和农村为主，北方为主的特征。
同时，因其工作性质，意见领袖会特别注重自身品牌的建设和自我IP的打造，意见领袖对个体品牌的认同感和关注度会越来越高于对相应平台的认同感。虽然网络平台是其赖以生存的基础，意见领袖往往要借助某些平台才能开展工作，但为了自身发展的安全需要和长远考虑，他势必要求所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基于对其个人产生的信任，而非对平台产生的依赖。就像网络主播关注的是个人粉丝量的增长，而非粉丝是属于哪个平台的，因此，以后青年对意见领袖的从众心理将更为明显。
小而美替代大而强
“小而美”是建立在一种高度的世俗性和个体性之上。它与任何“崇高”、“伟大”、“理想”、“英雄”都无关。因此，“小而美”所反映的首先是青年一种特定的生活状态。当今的“小而美”恰恰是对“大”与“强”的切割与隔离，唯其“小”，才能保证其“美”。比如很多青年人积极地去做公益，他们也不唱什么高调，也不愿意和既有的志愿者组织联系，就是纯粹过去帮忙。总之，青年之所以愿意过去，不是因为被组织起来，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内心需求。
很多青年渴望向上流动，所以有了各种奋斗打拼，与“向上流动”的强烈动力不同，“小而美”反而显得安全实在。心理学认为，当人们进入一个专心致志、活在当下、浑然忘我的状态，才会感受到最真切和细微的幸福。因此，“小而美”不是不思进取的生活作风，而是当代青年独特的政治态度。青年们通过“小而美”来表达“不想做大做强”这样无害的乃至甜美的诱惑，拒绝了与任何物质名利的联系。面对“大时代”的冲击，生活在焦虑感不断增强中的青年个体，选择“小而美”的方式安身立命，能够折射出整个青年群体的气质。
随着全球化、网络化、市场化、城镇化的展开，执政党依托的青年群众基础发生了巨大的位移。面对这一前所未有的社会变局，如何寻找自身代表的阶级，再一次历史性地摆到了执政共产党人面前。2015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意见》深刻阐述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规划》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青年发展规划。这两份重要文件的出台，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青年一代的亲切关心、对青年工作的高度重视，是我国青年发展事业的重要顶层设计。唯有正确的阶级分析，才能有精确的利益分配。寻找出自己新的阶级基础并扩大这个基础，是共产党人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必修课。
（廉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
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