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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界看来，章开沅成才的道路有些“难以想象”。
那是解放前他曾两度辍学，高中都没读完，在漂流长江的船上打过工，在青年军里当过兵；金陵大学求学两载后，本想做个跨马佩枪、文武双全的战地记者，却被中原大学截留，阴差阳错闯进了史学的殿堂。
时光荏苒，而今已是鲐背之年的章开沅头顶诸多光环：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中国大陆近代史学家中的“两个半”之一、国内社科界辞去“院士待遇”第一人……但他更喜欢所在城市评出的“好人章开沅”。
他不认同今天的父母对孩子培养“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理念，积60余年的教育经验，他认为“教育首先是要培养好公民”，最忌因社会压力而急于求成和揠苗助长，“用生产流水线的办法来进行学习管理，没有不失败的”。
回望青葱岁月，这位历史学家说，“中学是世界观、人生观以及品格养成的基础时期，不要急于求成，要善于做自我选择”。
自诩“90后”的他时常劝诫青年学子，学习的主要动力是兴趣，求知欲产生于兴趣，产生于好奇心。
激发兴趣更重要
章开沅的中学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
抗战爆发后，章开沅和家人离开家乡安徽芜湖，随着西迁的难民潮进入当时的大后方重庆。章开沅幸运地进入条件较好的江津国立九中，从初一读到高三。但从此与家庭长期隔绝，完全靠学校和老师照管。
九中校部是由当地宗族祠堂改建的临时学堂。伙食谈不上营养，“吃的是霉烂且混杂糠、稗子、米虫之类的所谓‘八宝饭’，而且经常难以填饱肚皮”。今天的章开沅回忆，“真正起正面作用的，倒是一些好校长、好老师的言传身教”。
在副校长邓季宣的带领下，九中学风严谨而开放，经常请学者专家为学生作报告，包括左翼作家魏猛克、音乐家马丝白和抗日将领冯玉祥等，皆为一时之选。
中学时章开沅酷爱语文，高一语文老师姚述隐更是激发了他对语文的兴趣。姚述隐中等身材，着一袭长袍，操北方口音，教学深入浅出，“听课简直成为美的享受”。
章开沅沉醉在《桃花源记》的意境中，曾与同学顺着溪水去寻找书中的桃花源。如今回眸，章开沅笑言“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山洞，更找不到魏晋时候的人”，但充满回味。
因为勤奋写作，文风冷峭，章开沅一度有“小鲁迅”的美称，“这多半得益于姚先生的熏陶”。他对学生的作文批改认真，遇有佳句则朱笔圈点，批语亦耐人咀嚼。章开沅曾用古文写《李白传》，被夸赞“天才横溢，出手不凡”而备受鼓舞。
偏居一隅的中学生活中，亲密的师生关系也弥补了彼此远离亲人的遗憾。一次化学测试，章开沅表现出众，化学老师像父亲一样，用实验烧杯和酒精灯做红烧牛肉来奖励他，“那是我吃得最好的一次，一辈子都记住了”。
他笑言，彼时根本没有“学霸”的概念，即使邓校长的亲侄子、后来成为两弹元勋的学长邓稼先，“也并不引人注目”。
同学们常利用课外时间用蛇皮、马尾、竹子做胡琴，一时间几乎人手一琴，弦歌不绝。刘天华的名曲《良宵》《病中吟》《光明行》，章开沅都会拉，“基本可以上台演出”。
读有字的书，更读无字的书
“我相信‘开卷有益’，打开一本好书就是幸运的开始。”青少年时代的阅读生活为章开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精神世界。
他从丰子恺的画，冰心的散文，鲁迅的《故事新编》《朝花夕拾》中汲取中国文学的营养。从《茶花女》《三剑客》中了解西方的文学世界。除《西游记》《封神榜》外，章开沅一度痴迷武侠小说，常常看《彭公案》《施公案》《七剑十三侠》连吃饭都会忘记。
“这些书让我在年少时就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丰富了想象力。”时下的年轻人更青睐电子阅读，章开沅觉得无可厚非，但希望要选择有品位的、内容丰富的书。
抗战最困难时，一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可以随身携带的小开本《万有文库》，让章开沅受益最大。这部书从文、史、哲、经讲到天、地、生、化，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讲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尽管看得似懂非懂，却也增长了不少见识，特别是激发了我强烈的求知欲”。
把书本上获取的点滴知识与自然现象相印证，是其高中时最大的乐趣。约上同学，中午到田间观察小麦叶上的霉菌，晚上躺在山坡草地上寻找喜爱的星座，或是跪在远处坟山上捕捉“鬼火”，辨别究竟是浮游的磷光还是萤火虫。
读有字的书，更读无字的书。
语文老师朱彤带同学们参观著名诗人吴芳吉故居时，还专门去过一处劳动条件极为恶劣的煤矿。原本够苦的难民学生，看到那些赤身露体、瘦骨嶙峋的工人，在黑暗且积水的洞穴中匍伏着掘煤或拖煤，有的工人两眼已经失明依然勉强背煤，“这才知道世界上还有更苦的人”。
距离高中毕业的最后半学期，因某些原因章开沅被迫肄业。才18岁的他，不仅无书可读，生活亦没着落，辗转到一艘从重庆运米到泸州的木船上打工，夹杂在船工纤夫里体会旧社会的百味杂陈。
船上的生活更像一个帮会社会，抽鸦片、赌博甚至黑道白道都有，“那种痛苦于我而言为人生最痛！”别人抛弃的两张旧报纸成了他唯一的读物，从头版头条到末版末条，甚至每则广告他都会逐字逐句琢磨。
章开沅的心灵和现实所处困境，今天的青少年无法想象，之所以没有学坏，“正是因为幼时坚持读书让我拥有了一个精神世界，这个世界里没有坏人，都是我崇拜的人”。
章开沅想起了曾浪迹在伏尔加河上的高尔基，想起了读过多遍的《我的大学》，这给予了他精神力量，甚至雄心勃勃要做“中国的高尔基”——即使社会病态，也不要随波逐流；处在人生最低谷时，不妨阅读社会充实自己。
回首往昔，他庆幸曾在社会底层与善良质朴而又粗犷豪放的劳动者同舟共济，得以深入体验人生观察社会，困顿时的际遇反而滋养了自己的治学治史之路，“真实是历史的生命。这段路加深了我理解和阐释历史上的人和事”。
做人是人生真正的起跑线
当今社会，“培养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理念大行其道，作为教育家，章开沅常与青年一代探讨成人与成才的关系。
“现在父母老师总希望按照成人的意志把孩子的人生预先设计好，这是极大的不尊重。”对此章开沅痛心疾首，“这剥夺了孩子的人权”。
多年来，章开沅不断呼吁，没有深刻的反思，就没有真正的教育改革。
章开沅对自己中学时期宽松自由的学习环境称赞有加，“不公布成绩，没有排名，更没有学霸这个称呼”。
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国立九中办学不到8年时间，却培养出6位院士，其中还有章开沅的室友、比兄弟还要亲的小汪耕；而他自己，也是最早一批教育部评聘的资深教授。
在他看来，现在的小孩在知识和技能等方面都很强，“多才多艺，能歌善舞”，但在公民素质、思想德育方面还不足。中小学教育更应抓紧德育，由浅入深地讲如何与外界正确相处。“这才是真正的人生起跑线，不抓好这个起跑线，就有可能让年轻人走上邪路，乃至祸国害民”。
家庭教育同样值得重视。
“现在有很多锐意改革的学校都很无奈，认为最大的阻力是家长”。在章开沅的家旁边有一个幼儿园，每天经过，他注意到一个现象：小学生也有两面性，在学校很顺从，但一出校门就变了，到处乱扔垃圾。
他分析，这可能和家长有关，这些人用种种美好的外衣包装自己，能说会道、长袖善舞，却只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
在他看来，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教育要沉住气，不应做市场的“跟屁虫”。
这位老人自己的治学路为此写下最好的注脚。1962年章开沅着手写作《张謇传》，历经两年完成，直到1987年才得以正式出版，被称作其“史学生涯里程碑”，连他自己都说：“我这一辈子写了这么多东西，能够流传下去的，可能就是一本《张謇传》。”他总结，“不要急于求成，凡事都得有个过程”。
他劝诫家长不要太屈服于当前的教育制度，同时也鼓励青少年发掘自身的力量，善于作自我的选择，中学阶段激发兴趣很重要，培养独立思考能力，能够明辨是非，无论将来读什么样的大学，都能成才，“精神的世界无人可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