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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了11年环保工作，向春见过各种颜色的水。
严重的排污会让水变得又黑又臭，“致癌、致畸、致突变”的苯胺类物质超标229倍。矿山开采废水直接排入河流，则能把数十米宽的水面切割成界线分明的两个部分，一半清澈，一半橙红。
从2010年创立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两江环保”）起，向春和同事一年要调查上千家环境污染高风险企业。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实施后，越来越多他们走过的河水重新变清，但以前许多地方都能找到的直排口渐渐消失，偷排管道越埋越深，他们要花更多时间才能发现。
向春赶上的是中国环保变化最大的年头。“两江环保”刚成立时只有两人，发展至今，人数也不过9个，还包括1人负责行政和财务。但在环保领域，他们经常掀起巨大波澜。
腾格里沙漠排污问题被广泛关注时，他们两次奔赴内蒙古和宁夏，排查整个西北地区的晾晒池污染问题。初次摸排他们发现5个较大的晾晒池，事后全部被处理。
2014年，环保部清除62名“影子环评师”，整肃31家环评机构。其中，有43名工程师和20家环评机构都是由这个人数只有个位数的团队举报。
在环保领域，这是中国官方首次大规模清除公职人员挂靠环保机构。除此之外，在前后两年的时间里，他们调查举报了其他多家环评机构、第三方审核单位。
有人把这次整肃称为促进中国环保事业进步的“史诗级”事件，但对向春而言，这只是日常工作。
“环保工作细水长流是常态”，在他看来，不能指望政府就某个事情做工作，第二天全国的环境问题就能有大改观。
这个学生物出身的80后，在西南农业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了环保社团。 如今，他一看工厂就能知道它的污染类型和废水废气成分，脑海中也慢慢拼凑出一张范围涉及全国的“污染地图”，甚至可以不假思索地讲出各省、市甚至区县的污染情况。
污染严重程度、天气、突发事件、甚至水位，都会影响他们的工作计划。有一年他们发现冬天长江流域水位低，便前往调查偷排，因为这个时候很多伸到长江里的管道会露出来。
但组织成立之初，向春坐在离嘉陵江边不远的办公室里，甚至都不知道重庆的污水排放情况。他和同事从入江口到源头，走遍了当时重庆污染严重的14条次级河流。排查排污口，回去后查找资料，岸边的工厂成了他们最初的治污“课本”。
他们向各地各级环保部门举报污染问题，在微信发布工业污染调查情况、环保工作进展。可文章的阅读量只有几百，向有关部门的举报，有时要等半年才得到回复。
2016年，他们总共调查了928家高环境污染风险企业，向有关部门提交数百份举报。看起来，它们只是几张照片，加上三五行对现场的感官描述和超标情况。但为了拿到关键证据，他们要经历不小的折腾。
在安徽省安庆市，他们很容易就找到长江边的排污管，但源头造纸厂远在2公里之外。向春也曾盯守一家企业一年，直到秋天野草枯死，才揪出埋在地下的暗管。
“向春内向，话不多。但讲起环保问题，他眼睛里闪着光。” 如今在南都公益基金会工作的黄庆委说。他所在的基金会，资助了向春的环保项目。
出差、拍照、取样检测、然后提交举报，标准流程做几遍下来，新鲜劲很快就会过去。但向春希望一切风平浪静，“惊心动魄不是好事情”。
做环保这些年，向春见过太多民间环保组织销声匿迹，不是因为资金不足，就是因为人员匮乏。有段时间，他自己都是“光杆司令”。10年来，他的同事看着他的发际线越来越高。
“两江环保”成立一年时，他唯一的同事选择了离开。“特别突然，他和我说找了份新的工作，我也不好再留他。”但向春估计，主要原因是收入和工作本身让他看不到希望。
那天，向春的孩子出生。这个刚成为父亲的年轻人，多了一个成立不到一年的环保组织需要精心呵护。
他尝试过招聘，足足等了两个月才收到第一份简历。因为资金短缺，这群致力于工业污染防治的人甚至还去教农民工修电脑。
但向春从来没有觉得有心无力，“如果这样就不干了”。
在“两江环保”工作了6年的丁文章也觉得“做的事情还是有希望的”。他曾经在锰矿区目睹货车边走边掉渣，大大小小的水坑里全是黑水，土地也被染成了黑色，矿区废水不经处理直接排放。最近他去回访，发现路边已经建上了废水收集处理装置。
申请信息公开时，他们会被有关部门强硬地拒绝，“我们没有公开的理由”。有时多问两句，电话那头的部门领导还会说“你怎么这样啊，像个农村妇女，没完没了”。丁文章听过太多“应该”“一般”“可能”“估计”这样似是而非的回应，“我们每个人都能给你说出无数这样的故事。”
2015年环保部出台《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前，“两江环保”收到举报反馈是一件相当随机的事情。没等到消息，向春也不气馁，“没觉得失望，再打电话去问就好。” 再后来，向春干脆直接到环保局找办事员，当面讲发现的问题，了解以前举报的情况。
“我也不是一定要一个回复，就想知道他们有没有去调查，准备怎么解决”。这个不善言辞的理工科男生说。一年下来，向春去环保局“三五十次是有的”。成了举报企业的“老油条”，向春每次提交报告仍然充满期待。
举报“影子环评师”的时候，“两江环保”接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花了两个月核实名单后，他们把那份涉及129名环评师的举报函寄给了环保部。为了避免举报石沉大海，向春每隔一两周都会致电环保部询问进展。
多名环保业内人士表示，国家公职人员挂靠在环评机构一直是公开的秘密。向春和他的同事成了扒掉皇帝新衣的人。
“如果在项目建设之前把好环保关，那么后续的社会成本会少很多。”向春说。“环保工作重要的是预防，而不是治理。”
2013年，“两江环保”创建了环评公众参与网。网站首页就是一张中国地图，按地域标示环评项目。向春脑海里的“污染地图”成为一张每个人都能查阅的地图。
那张“污染地图”里，也藏着违规的环评机构和项目，“我们会一个省一个省，继续举报下去。”
平时沉默寡言的向春面对污染企业时一点也不迟疑，他参加过一场有地方环保局和某企业总裁参加的座谈会。放完几张排污现场的图片后，他没有给对方说话的机会，直接列出自己能够通过什么方式施压。向春说他那时只有一个想法，“意思是你不要再解释了”。企业方面很快就认了，承诺一个月内整改。
去年8月，“两江环保”刚刚获得公益诉讼资格，如今已经有4项公益诉讼得到了立案。几年打交道下来，当地环保局也和他们建立了信任，“明显感觉到处理效率提高了”。重庆环保局还建了个“重庆环保公众参与群”，方便沟通。某次调研时，向春的同事在群里发了两张企业排污的图片，环保局很快就回复“收到，马上处理。”第二天，他们就收到了该企业被查处的消息。
但向春和同事们有时会在办公室里讨论，期待有一天因为没有环保问题，大家都失业。
他们曾经和当地环保局一起，敦促重庆一家铸造厂整改。向春知道，短期内，环保局可以派人盯着整改情况，但他们总共也只有二三十个监察队员，管理上万家企业，一年能全走一趟都很难。去年“两江环保”回访时，就发现当时安装的大气污染处理设备已经停止使用。
“其实周边居民立刻能看到污染情况，要把公众监督这条路打通起来才有效。”向春对记者说。
在某地调查污染情况时，向春发现工业废渣倾倒地就在几户人家院外，房子整日笼罩在臭气中，居民说“臭得不得了”，生活受到极大的影响。
向春不理解为什么周边居民对废渣的来源一无所知， “门口倒废渣，我肯定把他车都拦下来，不能让走，你从我身上轧过去都行。”
有了调查污染和推动信息公开的经验，“两江环保”启动了“见习工程师计划”，挖掘和培养污染防治人才。2016年，他们为4个省的环保组织提供了专业支持，湖北的“行澈荆楚”团队就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成立的。在他们的努力下，武汉市环保局网站每月公开的处罚信息和处罚量在半年里增长了6倍。
“行澈荆楚”的创始人邓青在武汉的老工业区长大。每到深夜，工厂高高的火炬把半边天空都映红。他常常和人炫耀自己家乡这个形似巨形蜡烛的火炬。“随着我慢慢长大，才知道这不是蜡烛，是工厂的废气燃烧装置，它在照亮江南的同时也在肆意地排放着工业废气。”
参加“见习工程师计划”后，邓青放弃了钢铁国企的工作，成了一名全职公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