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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毛泽东云：中国有两部大书，一部是司马迁的《史记》，另一部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不得志的情况下撰写的。唯其有才，故能写出好书，值得阅读；唯其不得志，故能写出深刻的书，值得参悟。
司马迁纵横恣肆，直抒胸臆。《货殖列传》，阅尽人间百态；《刺客列传》，沉郁凄美，荡气回肠。《史记》不虚美，不掩恶，尽显真精神。
司马光厚德载物，忧国忧民。《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力求警钟长鸣、读史明智，“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赤子之心淋漓尽致。
如果说《史记》展现了道家的自由与洒脱，那么《资治通鉴》则体现了儒家的使命和责任。鉴于《资治通鉴》用294卷的篇幅，记载了战国至赵宋建立前1362年的历史（若加上倒叙则超过1400年），涵盖了“二十四史”中十九部正史的内容。其内容之深厚、史实之繁复，则是《史记》所不能比的。我们读史，选择了《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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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伯是春秋末期主持晋国国政的权臣。当时，智氏与赵氏、魏氏、韩氏四大家族把持着晋国国政，尤以智氏实力最强。公元前453年，赵魏韩联合起来灭亡智氏，瓜分了晋国。这是《资治通鉴》用倒叙手法记载的第一个历史事件。
强大的智氏家族为什么灭亡了呢？司马光从接班人的选择讲起。
“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资治通鉴》习惯用“初”这个字开头，交代一段历史背景。智氏家族的大家长智宣子，决定选嫡子智瑶为嗣卿。有族人反对说，智瑶虽有“五贤”（五大优点）：长得帅气，武艺高强，多才多艺，能说会道，强毅果决；却有一个最大的弱点——“不仁”，即缺乏仁德之心。为人刻薄寡恩，不会笼络，谓之“不仁”。如果为君不能施政以仁，自恃“五贤”，盛气凌人，会给家族带来祸害。智宣子不听。
赵氏家族也在选嗣卿。赵简子的儿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父亲打算考考他们。赵简子把两支写着“训诫之辞”（教导青年修身自律之类的警句）的竹简，分别交到两个儿子手上，叮嘱他们牢记在心并保管好竹简。三年之后，父亲问，还记得竹简的话吗？大儿子伯鲁忘得精光，竹简也找不到了。小儿子无恤却背得滚瓜烂熟，竹简也藏在随身的衣袖里。“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显然，赵无恤的谨慎、谦卑、细心，让父亲决定立他为接班人。这就是赵襄子。
智宣子去世后，智瑶继位，世称智襄子或智伯。智伯主持国政，处事强霸。他以筹措军费的名义，要韩氏家族献出一座城邑。韩康子不敢得罪他，想把祸水外引，就给了智伯一座万户的城邑。
智伯继而再向魏桓子索地。开始魏桓子觉得智氏欺人太甚，要予以拒绝。可他的辅臣任章却建议采用“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予之”的骄兵之策，麻痹智氏，并暗中结交利害攸关的盟友，共同对付智伯。老谋深算的魏桓子也给智氏送了一座万户之邑。
当志得意满的智伯进而求地于赵襄子的时候，遭到了坚决抵制。智伯于是带上韩魏军队一起攻打赵氏。
面对气势汹汹的智氏联军，赵襄子有三个战略要地可以避难：长子、邯郸、晋阳。长子城高池深，邯郸粮草丰足，赵襄子都不去，选择去晋阳！他说城高池深，说明老百姓的徭役繁重；粮草丰足，说明老百姓的赋税沉重，有什么可依恃的？先父在世时，命尹铎治理晋阳，轻徭薄赋，晋阳人心最可依赖！于是，赵襄子选择晋阳作为自己抗击联军的根据地。
智伯率领三家联军把晋阳城围得水泄不通，甚至决汾水以灌城。围城两年，晋阳军民同仇敌忾，毫不动摇，“沉灶产蛙，民无叛意”！
智瑶乘车巡视攻城。他坐在最尊贵的左侧位置；魏桓子“御”，在中间驾车；韩康子“骖乘”，在右侧持兵护卫。三位卿大夫都是主君，关系却不平等！威风十足的智伯不无轻佻地说：“哎呀，我今日才知大水足以亡人国啊！”霸气外露引起了两个盟友的忧虑，因为二子担心“汾水可以灌（魏都）安邑，绛水可以灌（韩都）平阳也！”
魏、韩二子的忧虑很快就被智伯身边聪明的谋士疵所察觉。他提醒主公，魏韩必反！智伯问，先生怎么知道呢？疵回答，从人情事理即可推知！晋阳城破在即，二子不仅没有喜色，却忧心忡忡，不就是担心唇亡齿寒，赵氏亡，下必及于韩魏吗？
次日，智伯以此质问魏桓子和韩康子。二子矢口否认，说一定是有人充当赵氏的说客，想让您怀疑我们而放松了对赵氏的攻击。我们都盼望早日分享赵氏的田土呢，怎么会去做危险的傻事冒犯您呢？智伯相信了二子的辩解，完全不理会疵的分析。
被围困在晋阳城的赵襄子决定反击。他秘密派人出城，游说韩魏两家，唇亡齿寒，赵亡，难必及于韩魏。于是，三家约定日期，决定联合反攻智氏。
这天夜里，赵襄子突然对岸上军队发动袭击，并掘开水坝，倒灌智氏驻军营地；韩魏两军也从侧翼进攻，大败智氏军队。智伯被杀，智氏家族灭亡。
司马光接着用“臣光曰”，讨论到领导者德与才的问题，认为仁德是领导者最重要的素质。智伯狂妄霸道，利令智昏，误判形势，轻视对手；主要是仁德不够。相反，赵襄子在被父亲选中为接班人的时候，就表现出过人的精明和细致，懂得人心最重要，比智伯更懂政治。
总之，智伯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领导者应有的素质和应有的领导能力是什么，应该如何谦虚谨慎处理国务政务。《资治通鉴》之所以从智伯开始，固然跟三家分晋的时代有关系，同时，也是想借此提醒领导者：智伯是一个反面典型，修炼品德，仁爱得众，比“匹夫之能”的“五贤”重要，领导者不能重蹈智伯的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