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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来，吕纯庆摔坏了8部小灵通、3部智能手机。当这些手机位于他的视觉盲区，哪怕就在眼前，也会被他无意中碰到地上。摔坏的水杯更是不计其数。
从部队退伍后，2000年，20岁出头的吕纯庆来到北京，希望在这个大城市一展拳脚。命运却突然转折，在参与过一次事故救援后，他的视力越来越差。医生告诉他，视神经萎缩了。这意味着，即便戴上眼镜，他的视力也无法变好。
吕纯庆掰着手指数了一下：“适合盲人做的就3种工作，按摩、钢琴调律、算命。”他认为自己对后两种工作欠缺天赋，就去学了几个月按摩，像许多后天失明的人一样，接受了成为一名按摩师的命运。
《2016年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称，盲人按摩事业稳定发展，按摩机构迅速增长。2016年度，保健按摩机构达到18605个，医疗按摩机构达到1211个，分别有481人和1018人通过医疗按摩人员中级和初级职称评审。
收窄的人生路
吕纯庆的“康佳”按摩店位于北京东三环旁一处小区单元房里，这套位于一楼的单元房在阳台开了扇门，与外界连通，成了一个小小的门脸房。
店里有四五个按摩师，都是视障人士，店老板吕纯庆兼任吧台接待员，按摩师忙不过来时，他也亲自上阵。
像大部分按摩店一样，这里上午9点多开门，晚上11点才关门。上午一般是闲时，周末也不例外。吕纯庆喜欢坐在吧台后面听小说。
做按摩，有经验的按摩师常会强调要用“巧劲儿”，但吕纯庆刚开始没多少经验，再加上刚从部队出来，干活不惜力气。开始新工作的第一年，一次给客人按背时，他用力过猛，结果食指关节囊撕裂，养了一年才好。
在按摩行业，相关的教育也有不同的层次——有几个月的“速成”培训，主要教授按摩手法，吕纯庆参加的就是这一种；有两到三年的盲校中专教育，学生们需要学习人体解剖学、中医诊断等理论课；有一定专业基础的学生，可以报考长春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等高校的特殊教育学院，学习5年针灸推拿专业，取得医学学士学位。
从业几年，吕纯庆辗转待过几家按摩店，在私营店面当过店面经理，在某央企的康体中心做过按摩师。5年前，吕纯庆接手朋友的店当了小老板，一天14个小时待在店里。
小型的私营按摩店里一般没有华丽的陈设，不少按摩店就开在小区里。做些简单的室内装修，墙上贴上人体穴位图、人体经络图，每个房间放两三张宽约半米的按摩床，一般还会有一个用于踩背的架子，再加几张足疗椅，基本的设备就差不多了。像吕纯庆这样稍微讲究点儿的店老板，还会在按摩床之间挂个布帘子。
虽然已经当了几年老板，但吕纯庆两手的食指关节上还鼓着约半厘米厚的茧子——做足底按摩时，他需要蜷起食指，让食指的第二个关节在客人的脚掌上逐个穴位滑动，久而久之就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后来食指用力太久疼痛难忍，他改用中指，现在中指关节上也出现了类似的茧子。
吕纯庆是个外向的人，爱笑，也爱玩。刚到北京时，他喜欢背上一只烧鸡、两瓶矿泉水、再带点急救药品就独自去山里徒步，几年前，他还跑过3次马拉松。自从当了店老板后，他的生活就限制在六七十平方米的按摩店里。“太闷了！”儿子都已经上四年级了，他只陪着去过两次动物园。
儿子也觉得闷，要么自己蹲在店门口的树下玩蚂蚁，要么去楼上一家人租的住房里写作业。有一次，吕纯庆一下午都没看到儿子，原来，这孩子不知听谁说，爸爸的眼睛是为了让他从山东老家来北京上学才坏的，自己躲在屋里哭了一下午。吕纯庆没戳破这个谎言：“让他有点压力也好。”
吕纯庆打算，等儿子再大些，他就去找家高档的按摩店打工。
各类按摩店中，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是吕纯庆的“康佳”这样的私营按摩店。21岁的按摩师温佳宝所在的“玉手缘”按摩店，条件则要好些。在这家受北京市残联管辖的单位，员工们有事业编制、有医保社保等保障，还有独立的宿舍、休息室，伙食也还令大家满意。温佳宝每工作两天就可以休息一天。
以前在盲校上学时，温佳宝曾趁寒暑假在私营按摩店打工，晚上就睡在按摩床上，一周到头都难得休息。也和大部分私营按摩店一样，那里的按摩师没有底薪，只按照做按摩的钟点数提成。
接受采访时，吕纯庆不时听一听微信群的语音消息——在一个微信群里，一群盲人按摩店的老板们正讨论着未来的出路。北京的盲人按摩店不少都开在租金相对便宜的单元房内，在北京整治“开墙打洞”、清理外来人口的风暴中，这些私营盲人按摩店面临被关停的命运。他们正焦急地发语音消息讨论，希望能找到解决办法。
吕纯庆的店也是其中之一。
曾经的辉煌
吕纯庆没经历过按摩业的“黄金时代”，从他来北京到现在，按摩店越开越多，激烈的竞争，让按摩收费几乎停留在10年前。20岁出头的温佳宝更是为每个月两三千元的工资发愁。
今年41岁的郭茂艺1994年从北京盲校毕业后就开始做按摩师，毕业前他考虑过继续去长春大学读医学学士，“但还是被挣钱的热情压倒了”。
他的一位盲校同学毕业后去了珠三角，不久就跟他联系：来这儿吧，太赚钱了！
近20年过去了，郭茂艺仍记得当年的辉煌：在上世纪90年代的珠三角，他工作过的数家按摩店里都有大批来自香港的客人，这些人出手阔绰，给的小费比按摩的时薪还高。
有一次，一个香港客人被人抬进了按摩店，据说已经走不了路了。郭茂艺给他按摩1个小时，这个人竟然可以下地行走。客人大悦，大手一挥给了他1000港币的小费。
久而久之，郭茂艺就开始琢磨怎么留住给小费多的“优质客人”，“挤出”给小费少的“劣质客人”。1个月下来，他能有上万元的收入。而那时，郭茂艺父亲作为北京的一名国企工人，每月工资也不过数百元。
那时，郭茂艺感觉“没有不能买的东西，没有去不了的地方”。广州当时最高档的白天鹅宾馆，还有其他高消费的地方，按摩师们会尽量“团结”客人带自己去。一向精明的港商大概想不到，在小小的按摩床上，自己也成了被“算计”的对象。
郭茂艺现在也会想，以当年北京的房价，自己若在外省吃俭用一年，回来就能买一套房。可这只是假设。
他以为当年的情况——月入万元也好，北京房价也好——就是永远。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香港经济受到冲击，港客和小费都少了许多。2001年，郭茂艺回到北京，那时，北京的按摩行业还未兴起。他记得，当时成规模的按摩店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
一回老家，他的收入骤降到2000多元，但在当时的北京已属于高收入阶层。郭茂艺没想到的是，到今天，他的收入依然是2000多元，跟北京市最低工资指导线相差无几。
对此，郭茂艺倒是很看得开：“当年再好也是当年，现在收入低，说明社会不需要你了。”
医生，还是服务人员
温佳宝留着长长的斜刘海，挡住一只视力不佳的眼睛。高一那年，他的视力急剧减弱，无法正常上课，只好退了学。
退学后，他从河南老家来到父亲正在打工的北京，那半年他当过保安，也做过其他零工，但都不长。最后还是交了每学期2000多元的学费，在盲校学了两年按摩，如今是“玉手缘”最年轻的按摩师。
两年前，温佳宝想报考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针灸推拿班，那是5年制的本科，算是盲人按摩界的最高学府。但父母觉得他年龄太大了——等毕业时都要24岁了。温佳宝放弃了考试，但还是无法安心地待在这个“适合养老的地方”。3月，温佳宝在附近一家夜校交了第一学期的2000多元学费——这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现在他每周可以在网上学学针灸推拿。
“喜欢这行吗？”
温佳宝对这个问题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每个字都拖长音地说：“喜——欢——吧。”当他迟疑时总会把字音拉长，就像一个面对老师提问时对自己的答案没信心的学生。
对他来说，每天“重复的工作，重复的揉，比较烦”。但是，当给客人减轻了病痛时，温佳宝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有些乐趣。“反正干别的也干不了，干这个还能养活自己。”
为客人解除病痛的故事，每个按摩师都能讲出好几个。扶着墙过来的、被人抬进来的、被认定非做手术不可的客人，经过时长不等的按摩，不少人可以相当程度地减轻病痛。有位客人的肩膀、脖子、胳膊麻了两年，“过电似地疼”，经温佳宝按摩后过了一周，有所好转，客人特地来店里找他道谢。
上学时，温佳宝曾问过老师：“我们到底该把自己定位成什么人？是治病的大夫，还是服务人员？”老师说：“看你自己。”
这也是不少按摩师的困惑。
在这家按摩店，按摩师大都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他们习惯在给客人按摩前先询问症状和病痛位置，判断问题所在。但不是所有客人都认同他们的判断。对于新入职的按摩师，店面经理赵健总是要提醒他们：这是服务行业，别拿自己当大夫。既然是“做服务”，首要的就是不能跟顾客起冲突。
赵健读了针灸推拿专业的大专，但她发现自己依然无法进入医院工作。工作之初的心理落差让她感觉很难受。“当大夫，面对的是医患关系，医生说话，病人得听；而在服务行业，就是客人掏钱，想按哪儿就得按哪儿。”难免会遇上醉酒的，或是带着一肚子气找地儿撒气的人。
一些按摩师直接以“大夫”自称。他们了解中医理论，会通过针灸、按摩、拔火罐等减轻人们的病痛。但即便如温佳宝这种已经通过了中国残联盲人医疗按摩人员从医资格考试的按摩师，日常的工作跟以往相比也没有什么变化。
开拓者
不是所有的按摩师都甘于安分地待在按摩床边，有些人有更广的“视野”。
安徽人张进亮高考前因踢足球导致眼睛受伤、失明，治疗一年无果后进入盲校学习按摩。他原本向往当一名导游、走遍大好河山，当了按摩师后，一度觉得不开心，感觉“自己被束缚到一个狭小的空间，不能让思想驰骋”。
2000年，张进亮来到“空气中充满文化味儿”的北京，终于找到了工作之外的乐趣：和朋友们一起做NGO。
张进亮发起了一个名为“萤火虫”的机构，专门帮来北京找工作的盲人按摩师介绍工作，后来“业务”扩大到帮外来的按摩师们介绍对象。2005年，“萤火虫”组织盲人按摩师们聚会时，有100多家按摩店参与。
这名曾经的文学青年依然保持了当年的写作热情。有一段时间，他打算“写写”自己的客人。
在张进亮那间位于半地下室的按摩室里，3张按摩床上躺过形形色色的人。
他遇到过会学各种动物叫、并且学得惟妙惟肖的官员，有一次，叫声还吓跑了另一位客人的小狗。张进亮还记得一名从战争年代走来的老兵，感觉跟他聊天就像回到了烽火连天的乱世。来做按摩时，这位老兵已是癌症晚期，张进亮知道按摩对治病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他觉得自己更像是在做“临终关怀”。还有一个叫彼得的美国人，每次来做按摩前都让他们准备两个馒头，吃完才肯走……
一张按摩床就是一张浮世绘，有头脑的按摩师，会懂得在这张按摩床上开拓社会资源。张进亮教育徒弟，不能只跟客人聊他的“病”，那多没劲啊，要看看他能给你带来什么“价值”。
“客人给你带来过什么价值呢？”记者问。
张进亮哈哈一笑：“认识开发商，买房子便宜算吗？”
六七年前，随着“萤火虫”的骨干陆续回到各自家乡，这个机构宣告解散，张进亮又琢磨着办一个“盲人按摩文化博物馆”。
在妻子的陪伴下，张进亮跑潘家园、十里河等地的文化市场，以及有些年头的老按摩店，四处收购跟盲人按摩相关的物件。在他那个位于半地下室的按摩室里，墙上钉了两排玻璃柜，放着他搜罗来的宝贝：拔罐器、画着人体穴位的葫芦……张进亮还在按摩室门口贴了一张占了半面墙的“盲人按摩文化博物馆”的大字。
他打算，等双胞胎儿子再长大些，就去北京周边找块宽敞的地方，建一个“真正的盲人按摩文化博物馆”。“有好几个出口，就像真正的博物馆那样。”他强调。在那里，人们可以在享受按摩之余了解按摩的文化和历史。
不做这行，还能做什么
吕纯庆、温佳宝、张进亮，都是后天失明。对于这类人来说，意外发生后，生活突然发生了急转弯：已经参加工作的，发现原来的工作无法再继续；还没开始工作、曾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发现面前似乎只剩下一个选项。
先天失明的郭茂艺，则是在初中时就认清了自己的未来。在郭茂艺读初中的上世纪80年代，盲校已经设有按摩、钢琴调律两个专业，但当时普通人没有几家有钢琴。到今天，北京盲校依然只有这两个专业，有的原本学习钢琴调律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发现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也改做按摩师了。
今年3月，广西大学“指尖上的舞者”调研团队在对南宁市的30余名盲人按摩师进行访谈后发现，按摩师们普遍认为自己没有别的职业选择。在他们看来，“失明”（或部分失明）就约等于“去做按摩师”。“不干这个，还能干什么？”当被问及为何做这份工作，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这样反问。
1955年，中国盲人福利会举办了首期盲人按摩培训班；1985年，《全国盲人按摩工作会议纪要》起草、全国第一届盲人按摩工作会议召开。此后，盲人按摩工作才真正成为一项事业。
直到今天，按摩依然是盲人就业的主要渠道之一，乃至被不少视障人士视为唯一的出路。
在2016年出台的《“十三五”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规划纲要》中，“盲人按摩”也是少有的写入其中的残疾人就业具体项目。
在广西大学调研团队的访谈中，南宁市盲人协会副主席陶进感慨：“如果海伦·凯勒或霍金在中国，也许就没有这么出名了，只能是个普通的残疾人了，因为我们把残疾人的个性化全部抹杀了、否决了。”
不做线下的NGO活动后，张进亮又拉了个微信群，取名叫“中国民间医学促进会”，这个“促进会”有涵盖多个专业领域的“分会”，群里有各地的视障人士。张进亮和群友们聊天时发现，有些年轻的视障人士开始探索新的职业道路，比如做心理咨询师。“心理咨询”已经成为他那个“促进会”的第13个分会。
（广西大学副教授莫光辉、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指尖上的舞者”调研团队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