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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汪凌莹的世界都被装进一个袋子里。
那个白色的无纺布袋，已经被五六本书塞得满满的，书上有拼音、生字和故事。对于普通人而言，那意味着受教育的开始，是通向更广阔世界的钥匙。
通常，这个袋子被毫不起眼地安放在距离汪凌莹家4公里外，浙江省淳安县浪川乡双源完全小学老师办公室。3年的时间里，这所学校的全体12位老师，每人都提上过这个袋子。每一周，他们之中总要有人独自走上山路，把外面的世界用袋子装好，送到汪凌莹眼前。下一周，再换成另一位老师。
由于患有成骨不全症（又称脆骨症），汪凌莹13年的生命中有7年都坐在轮椅上。命运先后禁锢了她的双腿、视力和听力，如果没有这个袋子，她伸向外界的一切触角几乎都被斩断了。
自从今年2月到浙江省人民医院住院以来，她已经很久没有见过那个袋子了。6月9日这天，听说老师要来，她又像往常一样坐直身子，眼巴巴地望着门口。
蒋有兵熟悉这种眼神。他是学校12位老师之一，也是校长。从学校到汪凌莹家，走路需要一个小时，有时还要翻座山。这个10年前毕业的大学生，即便在大山里，也总是穿着皮鞋和衬衣。穿过葱郁的茶园和桑田，鞋底已经沾满了泥。每次隔着老远，他就能看到汪凌莹坐着轮椅等在门口。
跟周围盖着欧式围栏的房子相比，那个家显得格外破旧。两层高的楼房没有任何外部装饰，裸露着灰扑扑的水泥。门前延伸下来的不是台阶，而是围着不锈钢扶手的缓坡。在这个三口之家，这个设计需要考虑到两个人——除汪凌莹外，她的母亲四肢发育畸形，髋部几乎直接连接着双脚。
蒋有兵记得在3年前，刚刚10岁的汪凌莹被浑身湿淋淋的父亲抱进了自己的办公室，父亲乱蓬蓬的须发垂过肩头，人造皮衣的表面毛毛糙糙。“我女儿想上学，您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她的父亲看起来更像个干瘦的老人，来回搓着手，不好意思地笑着说。这个新调任的校长还在犹豫，面前的女孩突然抬起头，小声地说：“校长，求求你让我读书吧，不然爸爸妈妈老了都没饭吃了。”
这个答案消除了蒋有兵的一切顾虑，他很快作出决定：让12位老师轮流到她家上课，包括他自己。
从那以后，老师们开始频繁进出这栋灰色的房子。房子里几乎没有高过一米的家具，凳子大多只到脚踝，屋里常年移动着一大一小两把轮椅。在这里，生活就像地上低矮的板凳，始终保持着匍匐的姿态。
当年汪凌莹父亲穿过的那件衣服，皮子已经剥落了快一半，挂在用竹竿削成的衣架上。地上晾着大蒜，屋子里黑洞洞的。除了过年时贴在墙上，被撕成条状的红纸，屋里唯一鲜艳的色彩就是一套绿色的桌椅，和挂在墙上的一块墨绿色的小黑板。
这就是汪凌莹的教室。课堂上只有她一名学生，12位老师每人都是她的班主任。
随着病情恶化，她的视力和听力不断下降，能够看清的事物越来越少，连书上指甲盖大小的字也看不清了。为了方便她阅读，老师们会用黑色油彩笔把课文抄在一张A3纸上，或者把一个生字打印成巴掌大小，用红色在上边标注拼音。还用硬纸板手工制作了一把尺子，大小是普通塑料尺的十几倍。
最初那个装书本的袋子破了又换，里头却始终是小学一年级的课本。刚开始，她连类似“跟读一遍”的上课指令也无法理解，拼音学了整整一年，四个声调都说不好，说话时紧张得手指都在颤动。老师手把手教她写字，总是担心用力太大把她的骨头捏碎。
但她似乎永远不会疲惫。接连两三个小时的课程，汪凌莹从来不需要休息，总是央求老师“再讲一点”，到吃饭的时间也不想让老师离开。她没有午睡的习惯，“不困”，觉得睡觉是“晚上该干的事”。就算在病床上，身边也总是放着老师为她抄写的课文。
她心里明白，自己必须珍惜课上的每分每秒。因为这次下课以后，下次上课又将是一周以后了。
为了让她的等待显得不那么漫长，蒋有兵给她买了一个芭比娃娃，金色的卷发，桃红的裙子。娃娃会唱歌、讲故事，还会说“再见”“你好”。那是蒋有兵跟自己刚上幼儿园的女儿一起，在千岛湖镇最大的广场上买的。每到夜里，那里有孩子在宽阔的湖边玩滑板，楼上闪烁着红色的霓虹灯：“花样年华”。而汪凌莹能看到的最远的世界，通常只是窗外低矮的桑树和苍翠的竹林。
在汪凌莹的花样年华里，她成了家里唯一一个会写自己名字的人。几乎在课本的每一页上，她都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汪凌莹写字时，紧握着笔的手指关节泛白，铅笔在纸的背面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有一页从上到下，她分别写了父亲、母亲和自己的名字，旁边用小字标注着：大、中、小。
一开始上课的时候，母亲要么在厨房做饭，要么在院里洗衣服，总是离得远远的。有人给她拍照，她总是把较短的那只手脚尽量隐藏起来。后来有老师告诉她，没事的时候也可以听听课，“这样你们平日里就能互相复习。”她开始靠得越来越近，最后直接搬了个凳子坐在女儿身边，跟她一起听课。汪凌莹第一次有了“同学”。
她的父母都没上过学，小时候“连饭都吃不上”。长大后，父亲只能去附近的建筑工地打零工，每天4点从家里出发，中午就在树荫下睡觉。“没文化能做什么呢。”这个53岁的木讷男人双手粗糙，脸上总是挂着憨厚的笑。村里有人去城里打工，他不敢去，怕“不认识路走丢了”。
汪凌莹的父亲在家排行老二，下面还有3个弟弟跟70多岁的母亲住在一起。老宅就在他家门前不到100米的地方。白墙灰瓦的房子里头，方方的天井取代了电灯，桌上摆着几个剩菜，跟泔水桶的味道混合在一起，油腻的吊扇是为数不多的现代家具。这家里的人经常连户口本和存折都分不清。
因为家里太穷，汪凌莹的3个叔叔至今讨不到媳妇。正对着门口的墙上，一副闪着金色的“囍”字匾额孤单地挂了15年。那是汪凌莹的父母结婚时挂上去的，为了结婚，她的父亲借了96斤包子、96斤猪肉和96块钱当作聘礼，38岁时才成了家。
这家人再也不想让孩子重复自己的命运。尽管有时，这并非是他们能够决定的事情。
慢慢地，汪凌莹开始变得跟母亲一样，只能靠挪动来感受这个世界。上课时，她要从轮椅挪动到课桌上。洗衣服时，她要从低矮的小板凳挪动到高一些的凳子上。
12位班主任的到来，为汪凌莹带来命运的转机。今年2月份，汪凌莹的故事被媒体报道后，在淳安县政府的帮助下，她被送到浙江省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病房的窗外，天色渐渐暗下来了，只有高架桥灯火通明。汪凌莹背对着窗子，艰涩地读着课文。“再读一遍，大声点。”蒋有兵帮汪凌莹把头发拢在耳后，轻轻地说。她的腿刚做完手术，还没拆除固定板，小巧的脚趾动来动去。
她喜欢这个人来人往的城市。父亲用轮椅推着她去看过西湖，没事的时候，她会拿出手机，一张一张地翻看当时的照片。在这之前，她的移动范围通常是家里的一楼和院子，甚至连楼顶都没去过。
看着汪凌莹，蒋有兵总能想起自己的童年。他的老家在千岛湖的另一头，小的时候就住在半山腰上，高速尚未通车，去一趟县城必须要坐轮渡。母亲不识字，可就算只吃酱油拌饭，也总会省下钱来供他上学，告诉他“不考第一，过年就没有新衣服穿。”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他从小就知道，读书是走出大山的唯一途径。现在，已经走出大山的他又回到这里，想要帮助更多的孩子改变命运。
和蒋有兵类似，双源完全小学的12位老师都来自或远或近的农村和或远或近的时代。一位90后的年轻老师小时候是留守儿童，当年为了让自己在同学面前更有“优越感”，才选择读书。而一位出生于50年代的老师说，当时读书只是为了“吃上国家粮”。
如今，这些人从四面八方聚到一起，希望这个选择能够在汪凌莹身上得以延续。
“我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深知每个人都应该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蒋有兵说。
在汪凌莹的病床前，挂着66只千纸鹤，那是学校里66个学生亲手叠的，其中有36个是留守儿童。学校的学生人数一直在下降。升国旗的时候，年级从高到低排列，能看到人数越来越少。汪凌莹家所在的村庄总共不到10户人家，大多数居民是垂暮的老人。到附近镇上的公交每天只有两班，站牌上用黑漆写着殡仪乐队的广告。如果不是这12位老师，这些孩子可能会像整个乡镇一样，被时代遗忘在沉沉的大山里。
那66个孩子跟汪凌莹相比，其实也并未见过更多、更大的世界。今年他们的六一礼物，是两个家庭分吃一桶肯德基。那一天，45个红白相间的纸桶整齐摆放在白色货车的后斗里，一路飘着香气行驶进大山里。
蒋有兵有时会指着远处的大山跟孩子们说：“你们不想知道山那边是什么吗？”他想让孩子们走出去。“走出去不是指身体的离开，而是视野的开阔。”蒋有兵说，“我希望读书能带给他们的，是拥有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利。”
相比之下，汪凌莹的愿望要简单很多，仅仅是能走路、能识字、能活下去。她并不知道，自己的病根埋藏在基因里，想要彻底根治无比困难。
“等我腿好了就去学校，认识字以后就啥都能干了。”说话时，她咧着嘴笑，眼神却有些迷离，仿佛无法聚焦到眼前的人身上。
她把记者手机里关于北京的照片一张张保存下来。在她刚学过的课文里，有一篇叫《我多想去看看》：
妈妈告诉我／沿着弯弯的小路／就能走出大山／遥远的北京城／有一座天安门／广场上升旗仪式非常壮观／我对妈妈说／我多想去看看／我多想去看看。
在她家里，有间屋子一前一后摆着两把椅子，其中一把是她的轮椅，还保持着她住院之前的位置。如果人坐上去，视线刚好对着窗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