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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科医生，我们要学会帮患者预见他看不见的风险。” 在近日召开的中关村论坛上，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第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黄萍进行社区医院慢病管理经验分享时说，为患者评估潜在的发病风险，是全科医生的职责所在。
黄萍曾经遇到一个患者，因为关节疼痛来社区医院开药，黄萍同时给他做了其他检查，低压100、高压140，偏高。但是患者自己并没有感到不适，同时抱着“是药三分毒”的想法，明知自己高血压两年，却没有服用任何药物。
作为一个社区医生，黄萍反复强调“临床的灵魂在于个体化”。她认为，不能简单地给患者开降压药，还应该通过进一步筛查来发现问题。黄萍建议该患者做两个检查：一是拍胸片，看心脏主动脉节是否突出；二是做两次心电图，一次常规心电图，一次走步6分钟至微出汗时再做心电图。
通过细致地检查，黄萍发现患者心脏运转已进入超负荷状态，如果不及时吃药控制，心梗的风险将会越来越大。
随着我国老龄人口越来越多和多类疾病年轻化趋势加重，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也会逐渐增加。社区医院等基层医疗机构对管理和防护这些慢性病有天然优势。此外，基层医疗机构的完善发展也可以缓解大医院人满为患的现状，让那些疑难杂症患者可以及时获得专家治疗，推动分级诊疗的良性运行。
大病小病都去三甲医院是对医生和病人的双向损耗
北京市社区卫生协会副会长穆丽苑在论坛上介绍，根据北京市医保中心统计的数据，2015年，北京市有5%的三级医院承担了50%的门诊量，“2016年的数据和这个差不多。所以常常是三甲医院人满为患，造成了很大的医疗资源浪费”。
三甲医院里人满为患现象最为严重的就是儿科。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曾对自己的门诊做过调查，调查显示60.2％的病人都可以在初级医疗机构进行就诊，不需要来三甲医院。
病人不分轻重缓急都去三甲医院，势必会给他们带来不好的看病体验，“脸难看、话难听”是多数病人去大医院看完病的感受。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主任姜玉武此前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表示，因为分级诊疗不到位而导致有实力诊治疑难杂症的专家教授，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在看一些规培生（相当于刚毕业的医学生——记者注）就可以治疗的病，而那些真正的疑难杂症患者却没有办法很好地就医，毕竟医生的时间是有限的。
目前，大医院里人满为患的就医现状，其实是对医生和病人的双向损耗。
医联体建设切忌“走形式、扩地盘”
所谓分级诊疗，主要是指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小病在社区，大病到医院”这是推进分级诊疗的一个重要要求，那么对大病和小病进行区分就是完成这项要求的前提。在穆丽苑看来，什么是大病、什么是小病，不能进行简单地指令性划分，而应该是医疗服务在功能上的连续。
穆丽苑表示，社区的全科医生应该承担首诊，他们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可以转诊到上级医院。“这个转诊的过程，不是简单地把病人送到大医院，而是应该和上级医院有一个紧密的协作关系，这个关系很多是靠医联体来承担的。在密切配合、沟通的基础上，社区全科医生可以和上级医院医生交代好病人的情况，这也是对病人负责。”
只有紧密协作的医联体才可以让上下级医院进行“密切的配合、沟通”，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很多医联体都比较松散。穆丽苑曾经去北京的一些基层医院进行过调查，这些医院向上转诊的效率甚至不如患者直接去上级医院挂号比例高。
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全科医学博士研究生导师杜雪平在论坛上说：“我觉得很多医联体建设只是走形式，甚至是扩地盘。不管是紧密医联体还是松散医联体，一定要切切实实做好自身建设。”
如何从加强管理角度来加强医联体之间的紧密协作？据杜雪平介绍，上海复旦大学中山医院全科医学的部分专家，同时还在兼职上海一些社区医院的副主任，因为职务在身，所以必须每周去社区医院工作两天。这两天看病、带教和科研同时进行，这样就可以和社区的全科医生有更紧密的联系。
全科医生规范培训基地的考核亟须加强
目前，北京市有34家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基地（以下简称“全科医生规培基地”）。杜雪平在论坛上强烈建议相关部门今后在对全科医生规培基地进行动态评估时，“一定要考核该培训基地培养出来的全科医生是否真的去基层当全科医生。”
据了解，我国现在全科医生仅有17万名左右。根据卫计委印发的《“十三五”全国卫生计生人才发展规划》，到2020年，全科医生需达30万名，缺口达13万名。
目前，很多全科医生规培基地培养出来的医生并没有真正下基层去当全科医生。杜雪平说：“根据现在的医改形势来看，‘强基层、保基本、建机制’最终一定要走向‘强基层’，而‘强基层’强的主要是人才。”她认为，如果连续几年规培基地培养出来的全科医生都流失了，那么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持续发展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