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这回事,个人史上体验过5次。中小学时代的终结意味着大学生活的开始,本科和硕士的收场,才真正算得上走向社会的毕业:它宣告由家庭供养的学院生涯告一段落,或许会从一个他乡漂流至另一个他乡,朝向规划以及规划之外的未来谋生活。
我成年后的求学,可谓一路南下。在上海读完大学,又意外地去香港读研。通常,在港台及海外念研究型文科硕博的人,有着为打磨和完善论文而不惮于延迟毕业数年的传统。我终究在规定的两年里交出论文,既自知是才能有限而选择了草就,也实在感到一种强烈的久居书斋之内而丧失的现实感。于是,学院体制内的闯荡暂且至此,不再勇进读博,而是选择了留港工作。
由于自己求职行动上的懒惰,加之年末的媒体招聘总是萧条,于是在焦虑之中待业赋闲。做实习,自由撰稿,也兼研究助理,断续地生产些散架的论文,以便等待机缘到来。好听的说法,叫作自由职业,但那未成体系的散漫的书写,实际是一种无保障的、随时等待被终结的预备就业生活。揣了半年的空荡荷包,回家乡,去京沪,又返港,近来终于入职。
还未领到毕业证,单位就招呼我去实习,其实就已经开始了工作生涯。新入职的当下,恰逢内地6月的毕业季。毕业的告别式,总是异常热闹和繁忙。找工作、论文答辩的主线,缠绕于毕业照、散伙饭、毕业旅行等形形色色、旷日持久的告别仪式之中。以纪念为名的消费与团聚,却不大属于我在港的毕业季范式。由于所属院系体量之小,同系的毕业生往往“小猫两三只”,不单稀少,又或因跨届较远而不够熟识。较之内地学门的共同体——那种相约撸串畅饮的团伙作案般的风气,则平和寡淡得多。在这里,内地外来的博士研究生的生活,多是在各自的房间单独进行,这总不免让人感到孤独。
新加坡作家殷宋玮在散文《独处》中写:“独处是生活中最难的课题,不仅是因为它的难熬与煎熬,更因为它必须时时提高警惕才能够保持完璧。”他在剑桥读书的僻静日子里,揣摩台湾作家罗智成的《梦的塔湖书简》,发觉在威斯康辛等冰天雪地写文字,也能沾染与那空间近似的和平与安静之气。我在这占据大片山绿的大学、全港最大的校园深居时,却时常因为空巢的独居、漫长地浸淫文字而非人群、以及各自为政的空间局促,而每每无比渴望粗俗、热闹与喧嚣的人境,赶集与庙会那样的左右冲突、摩肩接踵,以及交谈间可闻到的粗汗气息。
经历了硕士论文的拖延与难产,写作的磕绊几乎成了后遗症。时间高度自由,也因此而绵延无期,造成无人追究的放逐。一不留神,就成为阿乙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所描绘的“处于无能之下的自由”。主体没有能力去处理那样一种自由,一种无人监管的充沛时间,因此陷入无聊和烦闷的汪洋大海——现代病的一种。小说之中,主人公为解决这困境,透过“无理由杀人案”制造机会,令警察不得不加入他的追捕互动游戏。
或许是因工作性质所限,这初步安顿的就业,似乎仍是求学状态的延续。好似一扇门从大开着朝向闭合,吱扭吱扭,始终缓慢挪移着而不能抵达。远方的彼岸似乎一直在向我招手,但和其他同龄人一样,未来的路看似是光明的,但内心仍然充满因未知而带来的隐忧。不过,只要向前不断努力着,选准了方向,自己从学术生活进入职业生涯,是有一定的挑战,但背后却是更值得期待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