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6月3日，一场低调的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学者聚在一起，讨论“民间儒学与乡贤文化”，而讨论的主角，是山东烟台市芝罘区芝水村的一位过世十几年的老人牟广熙。
1911年，牟广熙出生于一个大家族，做过学徒、大队会计，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他将儒家经典与家风家教结合，写出了家史、论文、诗作、札记等，希望后人传承。但在那个年代，他是一位孤独的民间儒者，在当地没有形成乡贤群体，与学术界也没有直接联系。
晚年的牟广熙，把写的东西都存放在一个小柜子里，告诉家人，“我不在了，这个柜子只有钟鉴能动”。2003年，牟广熙去世，长子牟钟鉴把小柜子整个搬到了北京，发现里面什么本、什么纸都有，“父亲是逮着机会有纸就写”。
近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牟钟鉴整理的牟广熙文集《民间儒者的一颗仁爱之心》，终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牟钟鉴说：“现在，人们认识到中华文化之‘根’与一度游荡的孔孟思想之‘魂’对接，广泛建设乡贤文化，家父文稿走向社会，遇到了天时已备的条件。”
但做好事，莫问前程，父子收入大部分捐助慈善事业
牟氏为山东胶东地区世家，牟广熙高小毕业，在那个年代的乡村，已经属于凤毛麟角的文化人。他的老师是一名学问很好的秀才，教了他《论语》《孟子》《左传》等典籍，儒学的种子就此埋下。
种子的发芽需要适宜的环境，就是他的家庭。牟家四世同堂，世代耕读，兼营商业，家风淳厚。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志捷在《一部仁义家史，几多儒者情怀》中提到，牟氏延德堂家族从有记载的十六世祖开始，无论务农、经商还是为学，皆以“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为训。在艰苦经营、家道日康时，坚持诚信不欺，以义取利；遭遇乱世、家境趋弱时，则以“为仁不富”为念，免除乡邻各方欠债，并竭尽有限物力接济贫寒。
牟广熙的父亲牟荣华，一生乐善好施，是乡贤的典范。牟荣华50岁之前在烟台电灯公司当会计，一个月能挣50块大洋，在当时属于“高薪白领”。但他不买田不买房，而是把收入大部分用于捐助慈善事业。
牟钟鉴回忆：“小时候，我在青岛，祖父常带我外出散步。每次出去，都要装一袋子吃的，玉米饼、熟地瓜，让我拎着，在街上遇到乞丐或者吃不饱饭的穷人，就分给他们吃。”
其实，当时牟荣华的家境已经不富裕，施舍的干粮是省下来的。有一次，牟荣华光着脚回到家，原来他在路上遇见一个乞丐，光脚站在冰冷的路上，心中不忍，就把鞋袜脱下给乞丐穿上了。
牟广熙的兄弟都从事商业，但他是一个另类，天生不喜欢商业，却对中华文化特别是孔子儒学有强烈爱好。然而，生不逢时，当时并没有修习文史和从事文化类工作的机会，修完初等教育后，牟广熙便不得不跟着家中前辈外出学商。
后来，牟广熙在《延德堂家史》中自述：“我十六岁开始在烟台学生意，由烟台而大连，由大连而威海，由威海而再大连，由大连而济南，踏着这山望着那山高，一直未能找到对心路子，一事未成。总而言之，我总觉得商业不是我的归宿。”
父亲对牟广熙的训诫是：“人生一世，为善最乐。”年轻时的牟广熙就经常跟着父亲在慈善团体做事，沿街为乞讨者发放领取干粮的票证。有一次，在烟台街上，遇到带着两个孩子逃荒的妇女，牟广熙便把口袋里可以买两袋面粉的10元钱都送给了她。
牟广熙在济南的公司上班时，也总是拿出一半的收入帮助贫困的人。牟荣华知道后，对儿子的善行大加赞赏，还写信鼓励：“你要继续努力于慈善事业，但做好事，莫问前程。”
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
在本次研讨会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的马晓英表示，儒学发展到宋明新儒学阶段，出现了大众化、民间化的新趋向。儒家知识分子主动寻求与社会中下层的互动和乡村基层社会的联结。通过在普通民众中推广儒家基本伦常道德，实现教化民众、淳厚风俗、达致“善治”的社会理想。
牟广熙是有这样的社会理想的。他曾向往陶渊明的生活，种了一片樱桃林，准备独善其身、兼济天下。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牟广熙是孤独的，只能以另一种方式回馈乡里。
牟钟鉴回忆，芝水村是一个有1500户人家的大村子，村里人都认识父亲，知道有一个“忠厚的牟广熙”，有困难找他，他能帮一定会帮你。“父亲一生虽然没有成就大的事业，但在为人处世上是成功的，给子女和乡亲树立了好的榜样。”
在上世纪50年代，人民公社成立后，牟广熙因为为人实诚、算盘打得好、账目写得清，被委任为生产队会计，也做过保管，一直干到60多岁退休。在此期间，牟广熙公私分明，账目清晰，在上世纪60年代前期的农村“四清”运动中，工作队来查账，也没有查出任何问题。牟广熙还培养了两名青年会计，后来都成了生产队和大队的骨干。
晚年的牟广熙还关心环保事业，写有《探讨塑料包装污染问题》《绿色与建筑》《垃圾处理刍议》《葬法倡议》等文章，有的寄送环保部门，得到了回应。
牟广熙在《延德堂家史·序》中说：“我们延德堂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的大家庭。我辈应当继承祖德，传授子孙，使后代子孙永传祖德，常守家风，避恶就善，以为快事！”
牟广熙于2003年4月去世，享年93岁，成为家族史上最高寿的男性。牟氏族人在一首《缅怀广熙公》中这样写道：“虽死犹生九旬公，修得一世好名声；才高德佳善待人，有口皆碑后人敬。雁过留声人留名，做人定要言行正；族人以公为楷模，后裔世代出精英。”
后裔世代出精英，在牟钟鉴身上已经实现了部分。牟钟鉴出生于1939年，幼承父教，1957年从烟台二中毕业之后，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一直到1965年都在未名湖畔，师承冯友兰、任继愈、朱伯昆等哲学大师。毕业之后，牟钟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直到1987年，调入中央民族大学至今，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和宗教学专业学术带头人，培养了一大批各民族的硕士、博士研究生。
在“批儒”“反儒”大环境中保有文化自觉
牟广熙一生笃信并阐扬孔子儒学，成为“民间儒者、林野文渊”。他曾说，自己的座右铭就是：知儒不疑，信教不惑，居仁由义，尊道而贵德，力虽薄而气勇，识虽浅而志坚。”有一次，一个基督教徒想发展牟广熙，说“你参加我们的教会吧，基督教讲博爱”。牟广熙回答：“你们讲博爱，很好，可我已经有了信仰，我的信仰是儒家。”
牟广熙在80岁时写《自叙》，谈道：“中华民族的道德品质及良风美俗，皆由两千年的儒学教化而形成。故我晚年，专心致志，锐意研究攻读，颇有心得。”牟广熙写有《论孔子之道》《原仁》《论儒家之忠君》《性善性恶论》《德才兼备论》《剖析仁》《孝道》等文章，对儒学精髓的把握、体会与阐发，在同时代的民间儒者中达到了少有的水准和高度。
而最为难得的是，牟广熙这样坚定的信念，是在经历了多次“反儒”、“批儒”的大环境中仍然坚持的。他对儒学的见解，是典型的“文化自觉”。
牟钟鉴记得，上世纪50年代，自己在烟台二中上学，觉得学到了一些“新文化”，就和父亲辩论，说孔孟都是封建腐朽思想。牟广熙对儿子说：“新社会铲除了旧社会的一些毒瘤，大烟馆关了，妓院关了，这两条我最欣赏；但在文化上、精神上，我们还是离不开孔孟之道。”
牟广熙认为，儒学有“常道”，比如，“仁、义、礼、智、信”，会随着时代变化结合新情况而有不同的解释，但基本理念不会变；儒学也有“变道”，比如“三纲”，在当下肯定不适用了。儒家有精华有糟粕，需要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
牟钟鉴回忆，父亲对“文化自觉”也有自己的思考。“不是自卑——不如西方，也不是自大——中国中心。费孝通说的十六个字，才是高度的文化自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每个国家、民族都有自己的灿烂文化，我要加以欣赏，同时要学习你美的东西，当所有的优秀文化走到一起，就实现了天下大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建立起来了。”
如果迟生几十年，牟广熙就能看到今日儒学复兴之声日隆的景象。那么，儒学复兴之路究竟在哪里？
在本次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韩星说，儒学复兴之路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今天的儒家复兴，要回归儒学的“社会本位”，逐渐形成以民间为主的“社会大众儒学”。我们现在的儒学，主要停留在学院和书本上知识观念的构想和学术的梳理，流于玄虚和空谈。要复兴儒学，就要使儒学成为现代社会普遍的价值认同。儒学的民间化、社会化，无疑是儒学走出现代困境、完成现代复兴的根本出路。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牟广熙无疑具有典型性。民间儒学与乡贤文化，在迟来了几十年后，方兴未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