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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是一部没有“家”的历史，追随西方哲学的现代中国哲学也就少有“家”的踪影；而传统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占主导地位后，视家庭为人类生活、甚至是世界存在的不二源头。在三联书店出版的新书《家与孝——从中西间视野看》中，作者张祥龙另辟蹊径，希望从西方找到适合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的哲学方法。
在这本书中，我们能看到“亚伯拉罕以子献祭中的亲亲位置”“海德格尔与儒家哲理视野中的家”“《哈利·波特》中的亲子关系与孝道”等问题的讨论，从全新的视野讨论“家与孝”。
张祥龙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92年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哲学系博士学位，硕士、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都是中西方比较。“我受到西方影响的哲学方法主要是现象学。而现象学的基本哲学思路其实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比较相近。比如，无论儒释道，最终极的东西是无法用概念逻辑来解释的，就像‘道可道，非常道’，能直陈出来的就不是真正的道。”张祥龙说。
西方哲学追究本原、理念、存在、个体，又关注逻辑、语言、心灵，这些都与人对世界的感受、思考生存体验有关，却恰恰漏掉了与人最直接相关的那部分——也就是以“家”为代表的那些最为亲密的经验的哲理。
张祥龙说：“在古希腊神话和悲剧中，儿子推翻父亲、妻子杀死丈夫的故事特别突出。西方文化对‘孝和家’有恐惧和贬低，一直到现在的西方家庭中。一方面，出于人类的‘家本性’，父母对孩子当然很关爱，好莱坞大片也时常表现家人关系；但另一方面，个体主义依然盛行，核心家庭也开始破败，孝道是被忽视的。”
有趣的是，张祥龙在当代魔幻小说《哈利·波特》中看到了中西方对孝的交汇点。“一个大难不死的孩子，凭借父母的爱以及他对父母的爱，战胜邪恶，最后还替父母报仇雪恨，这难道不是一个典型的亲子关系的主旋律故事？”张祥龙介绍，在中国古代，子女行孝的一个极端表现就是，如果父母被不公正地杀害了，孩子就要去报仇。在《春秋公羊传》中，伍子胥为父兄向君主报仇的行为，都被大加赞扬。
张祥龙说：“尽管西方在文化上贬低‘家与孝’，认为家庭只是人类的一个阶段，未来人类是不需要家庭的；但同时，他们又离不开家庭。”
西方很纠结，中国很明确。
在儒家看来，人的终极存在不在于个体，而在家，特别是亲子关系。人类的根本所在既非社会性的，也不是个人性的，而是家庭性的。《论语》有言：“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在西方重要的哲学家中，很少有人把“家”当作理解人性和世界的必要前提，海德格尔是其中罕有的一个，似乎也是最早的一位。20世纪20年代末，海德格尔就开始以肯定的态度谈论“家”。他曾引用诺瓦利斯的话：“哲学是真态的怀乡病，一种对总在家状态的本能渴望。”
海德格尔谈“家”，谈的是家园、家乡、家居，但不谈“家人”。而儒家认为，家不仅要像海德格尔主张的那样，在其共通的中心有精神上熊熊燃烧的“炉灶”，而且要有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兄弟、姐妹等亲人关系在其间，形成一个实际的、活生生的家庭。张祥龙说：“只有活生生的家庭才能使真态的家和诗意的栖居成为可能。”
“一个人来到世上，长大后建立家庭，自己育儿同时还报父母，最后在儿孙照顾下安度晚年。人此时环视一生，自觉上不负祖先，下无愧后代，于是生出死而无憾的终极意识。而无家之人，则需要宗教才能勉强得到这种宁静。”张祥龙认为，对孝现象和孝意识的切当领会，或许是了解家和人类独特性的一个关键，也是认识儒家及其未来的一个要害所在。
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经历了几次“反家”思潮；而近年来，“家与孝”又以积极正面的姿态重回大众视野。张祥龙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文化，想重新获得生命力，必须调整，不仅要让青年一代听得懂，还要能够打动人。”
首先，要讲明道理，“孝不仅是文化现象、历史范畴，还与人性相关”；其次，要形成民间行孝的氛围；最后，行孝道也需要政府的支持。张祥龙提醒，行孝要避免两个误区：一是太刻板，完全按照以前的规范，比如“父母在，不远游”，这在现代社会并不现实；二是太放松，觉得一周打一次电话，偶尔回去看看就算尽孝了。张祥龙十分强调“实质性孝道”，即除了“精神养老”之外，要对父母有实际的行动。
张祥龙说：“无论外界环境怎么变，‘家与孝’都是我们不应该丢掉的东西。‘家与孝’的问题，既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要害，也是理解人类本性和未来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