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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一年后，外交家吴建民再次“走”到了人群的最中间。
6月18日，在北京举行的“难忘吴大使”座谈会上，会场布置成半圆形，播放吴建民照片的显示屏，被一层又一层的人群团团围住。亲友们特意选了一张他笑得格外开心的照片作背景，侧着脸的吴建民笑眯眯地看着会场。
在法国，人们也从里昂、尼斯、布鲁塞尔甚至大洋彼岸的旧金山赶来纪念这位曾经的驻法大使，其中不乏素未谋面的年轻人。
一年前的这天，吴建民在武汉因车祸去世。一年之后，一位法国“吴建民奖学金”获得者回忆，他们对中国多了理解，知道这是个和平、高速发展的国家。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沙祖康则感慨吴建民“国内外都交了很多朋友，一生都作中外沟通的桥梁。”主持人白岩松说，通过追忆活动，不仅要把吴建民的话讲给和他同龄的六七十岁的人听，“还要讲给40岁、30岁、20岁的人听。”
去世之前，吴建民也在一直努力把自己的话，讲给更多人听。为此，70多岁的他马不停蹄地跑。他一年中多半日子都在外地交流、讲座。今天在纽约、新加坡，隔两日就会出现在南通、盐城。他是各国政要的座上宾，却也会出现在图书馆的公益讲坛上，给老百姓讲“新时代的大国公民”，抓住一切机会讲“不要战争”。
这样的活动甚至连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都没有。主讲人来了就讲，听众们穿着裤衩拖鞋，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有一次，两个大汉因为看法不合吵起来了，吴建民还要当和事佬，“你们一个一个慢慢说，意见我都听。”
在南京，和他差不多岁数的老人站起来质问，为什么要理解日本，忘记国仇家恨，是不是太软弱。吴建民不生气，说要把军国主义和一个国家分开看，他们做错过事，却也在改革开放时提供贷款、技术，是能帮助中国发展的国家，语调依旧不急不慢的。
吴建民生前说，自己在公共场合从未发过火。他不喜欢高声，更不说粗话，作为外交官，连“一贯立场”“坚决反对”这类外交辞令都很少用。他办公室墙上挂着的书法是“润物细无声”。他告诉学生们，说“硬话”不难，可只是发泄情绪，劝服不了别人，那就没用了。
有媒体评论，吴建民的话“你可以不同意，但不会不高兴”。还有的人说，他特别擅长取得共识，总能“把对手变成朋友”。
退休后，他在国际论坛上驳斥美国人关于贸易逆差的发言，挥舞着美国的报纸，“你们自己报道，芭比娃娃20美元，中国人只拿35美分。议员这样还不高兴，我不知道他们怎样才能高兴！”全场听众，包括美国人都憋不住笑。
世纪之交担任法国大使，常有人问他“中国为什么不学习西方民主”。吴建民总是笑笑，不紧不慢地说“我们学习过”。他告诉法国人，一战时中国人跟着英法出生入死，战后却又被出卖，所以后来不学了。很多法国人惭愧地说从不知道这段历史，让吴建民一定要接受他们的道歉。
法国“吴建民之友”发起人，老同事徐波将吴建民比做国家力量的“左手”，这只手灵活，和另一只强力的手截然不同，“如果两只手混了，就要乱套”。吴建民把这码事总结成“交流学”，“你的实力是1，交流本领是0.3，给人的印象分就是0.3。”
为了让“印象分”高一点，吴建民总是忙个不停。他说谈话有事实和细节才能动人，在法国，带着手底下的年轻人早晨8点就起来读报纸，还去法国农民家调研，拜访法国最贫困的山区，非典期间和巴黎市长一起去华人区的中餐馆吃饭。
他身上总带着小本子，听到了好故事、好点子就赶紧记下来。哪怕回国，亲友一起吃饭，侄子侄女说起了新东西，他还是要丢下筷子，赶紧掏纸笔。
在法国，他的时间表按分钟规划，第一场会见往往从早餐开始，两场活动的半小时间隙也要多见一个人。退休后，他跟妻子施燕华提前说好回家吃饭的时间，到点准时进门，吃完饭就又出去开会、办公。
老白是吴建民退休以后的司机，报到的第一天，吴建民就提醒他，“我退休了，但很忙。”可老白还是想不到，跟着一个70多岁的退休老干部，居然3个月都休息不上1天。
吴建民观察过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这些曾经富饶的国家被鲜血和烈火笼罩，挑起战争的大国也身陷泥淖。“开始容易结束难”的战争如同跗骨之蛆，盘踞在所有被波及的人身上。
“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谁举起战争的旗帜谁倒大霉，中国绝不能重蹈美国的覆辙。”
在南极，吴建民听科研人员说，9个国家曾争夺这片土地的主权，几乎兵戎相见。逐利的各国把轰鸣的捕鲸船一艘艘派过来，杀死的鲸鱼来不及立刻回收，就充上气、插上国旗。4000多具鲸鱼的尸体飘在海面上，血红一片，整片大陆都被恶臭笼罩。
直到1959年出了《南极条约》，承认南极洲永远专用于和平目的和不成为国际纠纷的场所或对象，符合全人类的利益。
吴建民踏上南极时，“蓝天白云，湛蓝海水，和雪白的山峦构成绝美的图画。”他说，“南极的启示是21世纪急需的，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一定会迎来共同繁荣的世界。”
“在驻在国的大政方针，是由国家定好框架的。吴建民最难得的是在这个框架里100％地发挥。”曾在吴建民驻法期间担任使馆二把手的刘志明说。国家提出“和平与发展”，吴建民就“努力为国家交朋友”。他坚信对话解决问题更加重要。有的人不信，他不留情面，“还有战争与革命的惯性思维，总想着打一仗，完全搞错了时代”。
吴建民从对抗的时代走过来，作为中国常驻联合国首批工作人员，1971年登上飞往纽约的飞机时，机场挂着的巨大送别横幅是“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在纽约，友好人士邀请中国人去看现代艺术画展，吴建民和同为外交家的施燕华小声嘀咕，“真是腐朽的资本主义艺术，都看不出画的什么。”
可是40多年后，老两口经常一起感慨，要是当初没走出国门，祖国没走向世界，今天的生活不知是什么样子。
1990年前后，吴建民在布鲁塞尔的驻欧共体使团做负责人，东欧巨变让国际关系“一夜间天翻地覆”。
吴建民每次去欧洲议会，总是往座位上一坐，微笑着问，“先生们，咱们今天是讲英语，还是讲法语？”欧洲的高官曾不屑地说，“不知道3个月后，你们这个国家还在不在。”他笑着回敬，“等着看吧，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他回国当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美国国务卿访华，中方做了细致的安保工作。一位美国记者提问，“你们这么紧张干什么？是不是怕政权不稳，政府倒台啊？”吴建民一字一句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国家的政府会在经济以两位数增长时倒台！”
散会后，外国记者在走廊里拦住吴建民，表示感谢。“我等你这话等两年了！你这话一讲，美国就明白，中国不会有事了！”
几年之后的日内瓦，再遇到龙永图带领的入世谈判代表团，吴建民提了“至关重要”的建议，“要去见媒体，主动出击，让世界知道中国的声音和道理！”
做了一辈子外交官，吴建民向全世界讲了无数次中国道理，也听了许多个国家的故事。2012年回访高中母校，他提笔写下六个字，“爱祖国，爱人类”。他要母校的孩子们记住，这两件事并不矛盾。
钓鱼岛撞船事件的次年，日本发生“3·11大地震”。日本人佐藤充救完20名中国的研修生，才返回险地营救妻女，最终被卷入水中遇难。吴建民在国际会议上遇到一群日本人，主动讲起这件事。会后，日本人纷纷向他鞠躬道谢，甚至感动落泪。可这件事在日本没有得到报道。在中国，也仅仅是一粒投入水的小石子，很快就无声无息了。
晚年的吴建民在书里表达疑惑，为什么国家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有人一意孤行。有人高呼“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吴建民反驳：“利益最大化？听起来挺美！其他国家怎么想，利益最小化吗？这可不是合作共赢。”
欧美国家制造“中国威胁论”时，吴建民一板一眼地分析不理智情绪，“国家如同人，自身发展遇到问题，情绪就会敏感，对外界的反应就会过分。”可过了几年，他发现，一些同胞也有类似的倾向。
他忧心忡忡地记录：代表团来欧洲，不再像当年一样谦虚学习，而是指着巴黎说，“全都是老楼，有啥好的。”一些邻居成了部分人口中的“小破国”，和另一些国家则“不惜一战”。
法国人、英国人、印度人都不安地来问早已退休的他，“你们国家是不是真的想打仗？”
吴建民心急。驻外生涯结束时，要写最后的总结报告，他列了一堆外事活动中还有的问题，写了篇“启示”。
吴建民转回头，用和当年一样的劲头儿，把曾经说给外国人听的“和平友好”再强调给国内的同胞。
亲朋心疼他岁数大，说“档次不高的活动就别去了”。同事好心提醒，“咱就别出去讲了，容易挨骂。”可他说，“就是要听老百姓的声音”，他们才是国家最生动有力的形象。
吴建民回忆上世纪90年代，丹麦的外交官说，“中国人真好。”他还在读书的儿子来中国体验生活，爬上绿皮硬座车厢，把臭袜子一塞就睡着了。醒来后却发现笑眯眯的老奶奶把袜子帮他洗了，晾了起来。丹麦的官员听了儿子的描述，感动了好久。
他把这些东西当作好事传播出去，却时不时收到质疑甚至骂声。有人在网上说他“软骨病”“投降派”，把一些老同事们气得不行，“吴建民在布鲁塞尔为国家挨骂，在日内瓦拍着桌子和人辩论，他们压根儿都不知道！”
施燕华和秘书委屈，把铺天盖地的评论摘给他看。吴建民看到辱骂自己的，最多无奈地笑笑，还会说，“果然要有人出面当这个‘恶人’，不然更没人敢出来说话了。”
可看到“必有一战”之类的话，或者头头是道分析“局势恶化，必须更强硬”的言论，他的眉头就紧锁起来，在家里来来回回踱步，和施燕华一遍遍嘟囔“这不行”。
他心事重重地问年轻的秘书，“到底是谁想打仗呢？不是你们年轻人吧！”心悸之余，他又加倍地疾呼，要警惕民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不能让它们“把国家带到沟里去”，破坏发展的机会。
这些人说自己的观点才是“人民的呼声”，吴建民毫不客气地迎上去，“披着‘民意’的外衣，还是一样的套路！”
他想起自己还是驻法大使时，美国要发动伊拉克战争，法国坚决反对。愤怒的美国人把薯条的拼写从“French Fry”改成“Freedom Fry”，把成箱的法国葡萄酒倒进河里，三分之二的美国人都觉得战争“正义且必要”。可10年之后，批判战争的声音成了主流，媒体愤怒地控诉，当年有些人“犯了诈骗罪，犯了战争罪”。
“‘民意’会变化，也无法追究它历史的责任。”吴建民和助手笑着说，自己被骂从不生气，因为“时间会证明我是对的”。他算了算，从自己2008年退休，一些人已经预测了太多次“战争与冲突”，可每次都被现实推翻。
他的热情依旧足，甚至“年轻得不像70岁的人”。和施燕华一起出门，他看见广告牌上生僻的英文单词，就赶紧请教。退休后带着外交部的年轻人出去交流，他总让孩子们带着笔记本电脑，方便他在飞回来的路上就能给部里写一篇“见闻汇报”。
有人问退休后的吴建民最喜欢给哪些人讲课，回答没有犹豫，“学生。”
学校请吴建民去讲课，他几乎从不拒绝，中学有时都来邀请他。施燕华心疼他累，说“孩子太小，就别去了”。可吴建民从来不听，不仅要去，还要查资料，提前很久作准备。
吴建民身边的人说，老人为孩子“破了太多戒”。他从不因为参加的活动影响情绪，即使和别人激烈的辩论，散了场，上了车，云淡风轻。可在一所中学，吴大使问孩子们对日本的看法，有孩子告诉他，去旅游了两个周，觉得他们很文明，值得学习。这样的发言让他特别高兴，感慨孩子们聪明理智，一整天脸上都挂着笑。
他的日程像疾行的车轮转个不停。在法国，刘志明报告问题超过5分钟，吴建民就开始看表。参加宴会不超过90分钟，到点准时离开，劝酒、闲聊一概拒绝。可老白才上初中的儿子为了家庭作业，想要采访吴建民，老爷子拿出一下午时间和他谈心。过几天又有几个孩子想来看他，吴建民高兴地答应。孩子们给他折了千纸鹤，他摸着他们的头说，“可别耽误你们的学习时间。”
他说“年轻人是未来，不能不重视”，脑子里指向的，其实还是世界。他的脸有点像天下大事的晴雨表，身边的人能从那里读到局势的走向。和军队首长谈得投缘，吴建民说“他们理性，国家就安全”，眼角流露出笑意。遥远的国家爆发了战乱，发生惨绝人寰的屠杀，他的脸色变得难看，悲伤在皱纹里流淌。
认识的人夸他还能“再干20年”，吴建民每天游泳、锻炼，走路快得年轻人都跟不上，跨越八九个时区不用倒时差，下飞机就接受采访。
只有身边最亲近的人才知道他或许累了。每天从家到办公室，15分钟车程，吴建民就会睡着，在后排透出微微的鼾声。原本停了车，吴建民就能自己醒来。可开着开着，到了目的地，人们也需要再单独叫醒他了。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晚上，吴建民飞赴武汉的航班连续延误。他抽空回了趟家，自己下了一碗面，吃了半盘剩的菠菜，陪施燕华散了散步。然后赶回机场，凌晨3点半才到武汉。
如果没有意外，他原本要在清晨7点为企业家讲解“如何走出国门”。车祸发生时，吴建民在后排，早和往常一样安详地睡着。只是，再也没有人能唤醒他了。
送别吴建民那天，哀乐被替换成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这是吴建民生前钟爱的乐曲，当他脑中流动着对这个世界的思考时，总喜欢播放它。他曾经说，这部交响乐一片悲壮中，依旧透露出对未来的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