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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21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吴建民:地球村里的大国公民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程盟超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7年06月21日   10 版)

    离开一年后,外交家吴建民再次“走”到了人群的最中间。

    6月18日,在北京举行的“难忘吴大使”座谈会上,会场布置成半圆形,播放吴建民照片的显示屏,被一层又一层的人群团团围住。亲友们特意选了一张他笑得格外开心的照片作背景,侧着脸的吴建民笑眯眯地看着会场。

    在法国,人们也从里昂、尼斯、布鲁塞尔甚至大洋彼岸的旧金山赶来纪念这位曾经的驻法大使,其中不乏素未谋面的年轻人。

    一年前的这天,吴建民在武汉因车祸去世。一年之后,一位法国“吴建民奖学金”获得者回忆,他们对中国多了理解,知道这是个和平、高速发展的国家。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沙祖康则感慨吴建民“国内外都交了很多朋友,一生都作中外沟通的桥梁。”主持人白岩松说,通过追忆活动,不仅要把吴建民的话讲给和他同龄的六七十岁的人听,“还要讲给40岁、30岁、20岁的人听。”

    去世之前,吴建民也在一直努力把自己的话,讲给更多人听。为此,70多岁的他马不停蹄地跑。他一年中多半日子都在外地交流、讲座。今天在纽约、新加坡,隔两日就会出现在南通、盐城。他是各国政要的座上宾,却也会出现在图书馆的公益讲坛上,给老百姓讲“新时代的大国公民”,抓住一切机会讲“不要战争”。

    这样的活动甚至连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都没有。主讲人来了就讲,听众们穿着裤衩拖鞋,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有一次,两个大汉因为看法不合吵起来了,吴建民还要当和事佬,“你们一个一个慢慢说,意见我都听。”

    在南京,和他差不多岁数的老人站起来质问,为什么要理解日本,忘记国仇家恨,是不是太软弱。吴建民不生气,说要把军国主义和一个国家分开看,他们做错过事,却也在改革开放时提供贷款、技术,是能帮助中国发展的国家,语调依旧不急不慢的。

    吴建民生前说,自己在公共场合从未发过火。他不喜欢高声,更不说粗话,作为外交官,连“一贯立场”“坚决反对”这类外交辞令都很少用。他办公室墙上挂着的书法是“润物细无声”。他告诉学生们,说“硬话”不难,可只是发泄情绪,劝服不了别人,那就没用了。

    有媒体评论,吴建民的话“你可以不同意,但不会不高兴”。还有的人说,他特别擅长取得共识,总能“把对手变成朋友”。

    退休后,他在国际论坛上驳斥美国人关于贸易逆差的发言,挥舞着美国的报纸,“你们自己报道,芭比娃娃20美元,中国人只拿35美分。议员这样还不高兴,我不知道他们怎样才能高兴!”全场听众,包括美国人都憋不住笑。

    世纪之交担任法国大使,常有人问他“中国为什么不学习西方民主”。吴建民总是笑笑,不紧不慢地说“我们学习过”。他告诉法国人,一战时中国人跟着英法出生入死,战后却又被出卖,所以后来不学了。很多法国人惭愧地说从不知道这段历史,让吴建民一定要接受他们的道歉。

    法国“吴建民之友”发起人,老同事徐波将吴建民比做国家力量的“左手”,这只手灵活,和另一只强力的手截然不同,“如果两只手混了,就要乱套”。吴建民把这码事总结成“交流学”,“你的实力是1,交流本领是0.3,给人的印象分就是0.3。”

    为了让“印象分”高一点,吴建民总是忙个不停。他说谈话有事实和细节才能动人,在法国,带着手底下的年轻人早晨8点就起来读报纸,还去法国农民家调研,拜访法国最贫困的山区,非典期间和巴黎市长一起去华人区的中餐馆吃饭。

    他身上总带着小本子,听到了好故事、好点子就赶紧记下来。哪怕回国,亲友一起吃饭,侄子侄女说起了新东西,他还是要丢下筷子,赶紧掏纸笔。

    在法国,他的时间表按分钟规划,第一场会见往往从早餐开始,两场活动的半小时间隙也要多见一个人。退休后,他跟妻子施燕华提前说好回家吃饭的时间,到点准时进门,吃完饭就又出去开会、办公。

    老白是吴建民退休以后的司机,报到的第一天,吴建民就提醒他,“我退休了,但很忙。”可老白还是想不到,跟着一个70多岁的退休老干部,居然3个月都休息不上1天。

    吴建民观察过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这些曾经富饶的国家被鲜血和烈火笼罩,挑起战争的大国也身陷泥淖。“开始容易结束难”的战争如同跗骨之蛆,盘踞在所有被波及的人身上。

    “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谁举起战争的旗帜谁倒大霉,中国绝不能重蹈美国的覆辙。”

    在南极,吴建民听科研人员说,9个国家曾争夺这片土地的主权,几乎兵戎相见。逐利的各国把轰鸣的捕鲸船一艘艘派过来,杀死的鲸鱼来不及立刻回收,就充上气、插上国旗。4000多具鲸鱼的尸体飘在海面上,血红一片,整片大陆都被恶臭笼罩。

    直到1959年出了《南极条约》,承认南极洲永远专用于和平目的和不成为国际纠纷的场所或对象,符合全人类的利益。

    吴建民踏上南极时,“蓝天白云,湛蓝海水,和雪白的山峦构成绝美的图画。”他说,“南极的启示是21世纪急需的,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一定会迎来共同繁荣的世界。”

    “在驻在国的大政方针,是由国家定好框架的。吴建民最难得的是在这个框架里100%地发挥。”曾在吴建民驻法期间担任使馆二把手的刘志明说。国家提出“和平与发展”,吴建民就“努力为国家交朋友”。他坚信对话解决问题更加重要。有的人不信,他不留情面,“还有战争与革命的惯性思维,总想着打一仗,完全搞错了时代”。

    吴建民从对抗的时代走过来,作为中国常驻联合国首批工作人员,1971年登上飞往纽约的飞机时,机场挂着的巨大送别横幅是“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在纽约,友好人士邀请中国人去看现代艺术画展,吴建民和同为外交家的施燕华小声嘀咕,“真是腐朽的资本主义艺术,都看不出画的什么。”

    可是40多年后,老两口经常一起感慨,要是当初没走出国门,祖国没走向世界,今天的生活不知是什么样子。

    1990年前后,吴建民在布鲁塞尔的驻欧共体使团做负责人,东欧巨变让国际关系“一夜间天翻地覆”。

    吴建民每次去欧洲议会,总是往座位上一坐,微笑着问,“先生们,咱们今天是讲英语,还是讲法语?”欧洲的高官曾不屑地说,“不知道3个月后,你们这个国家还在不在。”他笑着回敬,“等着看吧,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他回国当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美国国务卿访华,中方做了细致的安保工作。一位美国记者提问,“你们这么紧张干什么?是不是怕政权不稳,政府倒台啊?”吴建民一字一句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国家的政府会在经济以两位数增长时倒台!”

    散会后,外国记者在走廊里拦住吴建民,表示感谢。“我等你这话等两年了!你这话一讲,美国就明白,中国不会有事了!”

    几年之后的日内瓦,再遇到龙永图带领的入世谈判代表团,吴建民提了“至关重要”的建议,“要去见媒体,主动出击,让世界知道中国的声音和道理!”

    做了一辈子外交官,吴建民向全世界讲了无数次中国道理,也听了许多个国家的故事。2012年回访高中母校,他提笔写下六个字,“爱祖国,爱人类”。他要母校的孩子们记住,这两件事并不矛盾。

    钓鱼岛撞船事件的次年,日本发生“3·11大地震”。日本人佐藤充救完20名中国的研修生,才返回险地营救妻女,最终被卷入水中遇难。吴建民在国际会议上遇到一群日本人,主动讲起这件事。会后,日本人纷纷向他鞠躬道谢,甚至感动落泪。可这件事在日本没有得到报道。在中国,也仅仅是一粒投入水的小石子,很快就无声无息了。

    晚年的吴建民在书里表达疑惑,为什么国家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有人一意孤行。有人高呼“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吴建民反驳:“利益最大化?听起来挺美!其他国家怎么想,利益最小化吗?这可不是合作共赢。”

    欧美国家制造“中国威胁论”时,吴建民一板一眼地分析不理智情绪,“国家如同人,自身发展遇到问题,情绪就会敏感,对外界的反应就会过分。”可过了几年,他发现,一些同胞也有类似的倾向。

    他忧心忡忡地记录:代表团来欧洲,不再像当年一样谦虚学习,而是指着巴黎说,“全都是老楼,有啥好的。”一些邻居成了部分人口中的“小破国”,和另一些国家则“不惜一战”。

    法国人、英国人、印度人都不安地来问早已退休的他,“你们国家是不是真的想打仗?”

    吴建民心急。驻外生涯结束时,要写最后的总结报告,他列了一堆外事活动中还有的问题,写了篇“启示”。

    吴建民转回头,用和当年一样的劲头儿,把曾经说给外国人听的“和平友好”再强调给国内的同胞。

    亲朋心疼他岁数大,说“档次不高的活动就别去了”。同事好心提醒,“咱就别出去讲了,容易挨骂。”可他说,“就是要听老百姓的声音”,他们才是国家最生动有力的形象。

    吴建民回忆上世纪90年代,丹麦的外交官说,“中国人真好。”他还在读书的儿子来中国体验生活,爬上绿皮硬座车厢,把臭袜子一塞就睡着了。醒来后却发现笑眯眯的老奶奶把袜子帮他洗了,晾了起来。丹麦的官员听了儿子的描述,感动了好久。

    他把这些东西当作好事传播出去,却时不时收到质疑甚至骂声。有人在网上说他“软骨病”“投降派”,把一些老同事们气得不行,“吴建民在布鲁塞尔为国家挨骂,在日内瓦拍着桌子和人辩论,他们压根儿都不知道!”

    施燕华和秘书委屈,把铺天盖地的评论摘给他看。吴建民看到辱骂自己的,最多无奈地笑笑,还会说,“果然要有人出面当这个‘恶人’,不然更没人敢出来说话了。”

    可看到“必有一战”之类的话,或者头头是道分析“局势恶化,必须更强硬”的言论,他的眉头就紧锁起来,在家里来来回回踱步,和施燕华一遍遍嘟囔“这不行”。

    他心事重重地问年轻的秘书,“到底是谁想打仗呢?不是你们年轻人吧!”心悸之余,他又加倍地疾呼,要警惕民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不能让它们“把国家带到沟里去”,破坏发展的机会。

    这些人说自己的观点才是“人民的呼声”,吴建民毫不客气地迎上去,“披着‘民意’的外衣,还是一样的套路!”

    他想起自己还是驻法大使时,美国要发动伊拉克战争,法国坚决反对。愤怒的美国人把薯条的拼写从“French Fry”改成“Freedom Fry”,把成箱的法国葡萄酒倒进河里,三分之二的美国人都觉得战争“正义且必要”。可10年之后,批判战争的声音成了主流,媒体愤怒地控诉,当年有些人“犯了诈骗罪,犯了战争罪”。

    “‘民意’会变化,也无法追究它历史的责任。”吴建民和助手笑着说,自己被骂从不生气,因为“时间会证明我是对的”。他算了算,从自己2008年退休,一些人已经预测了太多次“战争与冲突”,可每次都被现实推翻。

    他的热情依旧足,甚至“年轻得不像70岁的人”。和施燕华一起出门,他看见广告牌上生僻的英文单词,就赶紧请教。退休后带着外交部的年轻人出去交流,他总让孩子们带着笔记本电脑,方便他在飞回来的路上就能给部里写一篇“见闻汇报”。

    有人问退休后的吴建民最喜欢给哪些人讲课,回答没有犹豫,“学生。”

    学校请吴建民去讲课,他几乎从不拒绝,中学有时都来邀请他。施燕华心疼他累,说“孩子太小,就别去了”。可吴建民从来不听,不仅要去,还要查资料,提前很久作准备。

    吴建民身边的人说,老人为孩子“破了太多戒”。他从不因为参加的活动影响情绪,即使和别人激烈的辩论,散了场,上了车,云淡风轻。可在一所中学,吴大使问孩子们对日本的看法,有孩子告诉他,去旅游了两个周,觉得他们很文明,值得学习。这样的发言让他特别高兴,感慨孩子们聪明理智,一整天脸上都挂着笑。

    他的日程像疾行的车轮转个不停。在法国,刘志明报告问题超过5分钟,吴建民就开始看表。参加宴会不超过90分钟,到点准时离开,劝酒、闲聊一概拒绝。可老白才上初中的儿子为了家庭作业,想要采访吴建民,老爷子拿出一下午时间和他谈心。过几天又有几个孩子想来看他,吴建民高兴地答应。孩子们给他折了千纸鹤,他摸着他们的头说,“可别耽误你们的学习时间。”

    他说“年轻人是未来,不能不重视”,脑子里指向的,其实还是世界。他的脸有点像天下大事的晴雨表,身边的人能从那里读到局势的走向。和军队首长谈得投缘,吴建民说“他们理性,国家就安全”,眼角流露出笑意。遥远的国家爆发了战乱,发生惨绝人寰的屠杀,他的脸色变得难看,悲伤在皱纹里流淌。

    认识的人夸他还能“再干20年”,吴建民每天游泳、锻炼,走路快得年轻人都跟不上,跨越八九个时区不用倒时差,下飞机就接受采访。

    只有身边最亲近的人才知道他或许累了。每天从家到办公室,15分钟车程,吴建民就会睡着,在后排透出微微的鼾声。原本停了车,吴建民就能自己醒来。可开着开着,到了目的地,人们也需要再单独叫醒他了。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晚上,吴建民飞赴武汉的航班连续延误。他抽空回了趟家,自己下了一碗面,吃了半盘剩的菠菜,陪施燕华散了散步。然后赶回机场,凌晨3点半才到武汉。

    如果没有意外,他原本要在清晨7点为企业家讲解“如何走出国门”。车祸发生时,吴建民在后排,早和往常一样安详地睡着。只是,再也没有人能唤醒他了。

    送别吴建民那天,哀乐被替换成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这是吴建民生前钟爱的乐曲,当他脑中流动着对这个世界的思考时,总喜欢播放它。他曾经说,这部交响乐一片悲壮中,依旧透露出对未来的期盼。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程盟超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7年06月21日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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