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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一到高考的时候，我就会翻出高中那点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仿佛一种周期病复发。
我还记得，在高中时，自己总觉得高考像个套子，只要乖乖听话做习题，就可以在里面活得很安全。第一个教我走出套子的，是高二语文老师。
他姓闫，娃娃脸，常年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没几年，在我们这所高中算是“名校生”。更听说他家里书多，甚至铺得满满一地。每月的工资大部分用来买书，房子买不起，娶不到老婆。
遇到他时，我已在高一乖乖地接受了一年“高考作文” 训练。每天背着排比比喻，心中满是“起承转合”。但是听闫老师曾经教过的学生说，他风格古怪，需要注意。
每次考完试发下卷子，他总是匆匆地掠过阅读理解题，认为那些标准答案不过是出题人的标准。他也不提倡看作文书，鼓励我们多读自己喜欢的书。每周一次的语文自习课，他不讲课，带自己收藏的《杂文选刊》给我们看。写作亦要求我们准备两个本子，一个用来写应试作文，一个用来写“随笔”，随笔主题不限，他总是有滋有味地在后面写评语。
那时的我早已习惯在作文里严格遵循着“套路”，做一个热爱生活、向伟人学习的好少年。只是在自己的博客里吐槽对学校重理轻文的不满，对考试的无奈，还有不知从何而来的忧郁，但我心里明白，这些是“难登大雅之堂”的。
闫老师的鼓励，让我稍稍敢现出一点“原形”。在随笔里，我第一次向老师抱怨自己“无思想”，害怕丢失“赤子之心”，不相信“生活中只有考试”。没想到，他在后面写了400多字评语，其中一句是，“或许人生就是一场战争，如巴金所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战士。”从此，我把他视为朋友。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和我一样。一个学期过去，身边有同学开始抱怨，他不教“有用”的应试技巧。高二暑假过后，再返校园，我没看到闫老师熟悉的身影。过了几日，才听闻似乎有几个学生到校长那里举报他上课“不讲重点”，学校决定让他“降级”。我感到无奈，可是面对那些焦虑的同学，又无话可说。我继续写着无聊的应试作文，并称它们是“戴着镣铐”的文字。
终于走过了焦虑的高中时光，我在大学加入院办杂志社，因为被社长宣扬的“独立思想，自由意志，批判精神”所感染。在那里，没有人告诉我应该怎么写作，但我仿佛被解放了舌头，只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再回学校，我兴冲冲地去拜访闫老师，想告诉他自己真的自由了。但令我惊讶的是，他看上去老了，说话也没有记忆中的睿智，不过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语文老师。我感到失望，没说两句话就出来了。
此后我从未见过闫老师，也很久没想起他了。直到一年寒假，在公交车上遇到高中历史老师，突然就聊到了他。她有些打抱不平地说，闫老师被“调到了”一所初中，似乎是因为和高中校长教学理念发生冲突，遂写了一封公开信给校长，这样一闹自然待不下去了。
在小县城，这样的斗争显得很可笑，却让我感触良多。原来他始终是个“不合时宜”的人。我想起了他曾在讲《渔父》时，带我们讨论究竟应做“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屈子，抑或“与世推移”的渔父，看来他选择了前者。
紧接着回到大学那个学期，我的英语课随堂演讲主题抽到了“美国教育”。我放了一段《死亡诗社》的影片片段，告诉美国老师和全班同学，在中国，也有这样的老师，虽然他也不被学校认可，但是教会了我什么是“自己的声音”。
大学里我读的是小语种，却想做一名记者，独立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个想法简直是异想天开，因为做翻译是“最安全”的道路。
真正做了记者，一些朋友带着羡慕的语气对我说“你真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工作，写自己想写的文字”时，我犹豫着要不要告诉他们，其实你们也能跳出来。但在这个社会，安全比理想更重要。保留自己的个性和梦想，意味着要钻出一个又一个套子，去迎战套子外“不安全的生活”。
有时候我也会感到犹豫和迷茫，这样的追求有没有意义。我常常会想起闫老师，一个始终学不会与世故妥协的理想主义者，到底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也许他只是作为我心目中的一名“斗士”，在记忆里被我美化了而已。
但有些印记无法抹去。在9年前的语文课上，是这个看起来过于稚嫩的老师，摇头晃脑地给我们读《逍遥游》时，告诉我们真正“逍遥”不只是宠辱不惊，更是无所依赖。在讲颜回“一箪食，一瓢饮”时，他那坚定的表情，让我对“回也不改其乐”的生活心向往之。
仿佛一颗种子被种下，我一直记得这些场景。在那个每天穿着中规中矩的校服，生活里只有考试和习题，为了同一个目标“考大学”奋斗的日子，有这么一位老师告诉我应“怒而飞”，发现自己的“鲲鹏之志”，发现独立表达自己的可能，比什么都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