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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26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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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农民缘何不喜欢好莱坞大片

——由《摔跤吧!爸爸》想到的

张慧瑜(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研究员)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7年06月26日   02 版)

    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成为近期热门话题,它让中国观众认识到,好电影除了惊险刺激的大场面之外还应该有人性的力量——在父亲的严厉管教下,吉塔终于代表印度获得世界女摔跤冠军,那一刻,既是父亲的胜利,也是女人的胜利,更是国家的胜利,个人梦与国家梦如此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这确实值得中国电影好好学一学。

    很多中国观众对印度电影的印象,还停留在1980年代复映的《流浪者》(1951)、《大篷车》(1971)等片的阶段。1990年代以来,包括印度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电影,似乎一时从中国“走向世界”的文化视野中消失,好莱坞电影俨然成为“‘世界’电影”的代名词。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产业跨越式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好莱坞最大的海外市场,但是,在中国很少有除好莱坞之外的外国电影获得广泛关注,继《三傻大闹宝莱坞》2011年热映之后,《摔跤吧!爸爸》的大获成功再次改变了这种局面。

    目前中国电影的主流观众是15岁到35岁的都市青年,白领、小资等中等收入群体成为中国大片的主要消费者,而印度电影的主流观看群体是占印度总人口70%的农民,印度人经常是一家老少三代一同去看电影,印度的电视观众则多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中产阶级。虽然一些宝莱坞电影(宝莱坞是对位于印度孟买电影基地的印地语电影产业的别称,它代表一部分印度电影——编者注)学习了好莱坞的叙事模式,但印度电影仍保持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因为印度农民往往不喜欢好莱坞,依然喜欢看载歌载舞式的浪漫喜剧,至今印度电影仍保持着“三段舞蹈,六个插曲”的经典模式。

    以农民为主体的这种观众构成,也导致以宝莱坞为代表的印度电影成为世界电影史上少有的例外,尤其是在好莱坞席卷全球且所向披靡的背景下,印度不仅在产量上超过好莱坞,而且这里也是唯一让好莱坞电影望尘莫及的区域,迄今为止印度电影依然占据本土90%以上的票房。

    很多宝莱坞电影在保持民族化叙述风格的同时,并不回避印度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阶级、城乡、种姓、宗教、性别等社会矛盾和冲突。在这方面,《摔跤吧!爸爸》主演阿米尔·汗近些年来参与的电影尤为如此,如2007年他导演并主演的《地球上的星星》,讲述的是美术老师帮助有阅读障碍的“特殊”儿童找回自信的故事;2009年主演的校园喜剧片《三傻大闹宝莱坞》,讽刺了印度高等学校以成绩为核心的精英教育及以金钱为标准的成功学;2014年主演的《我的个神啊》,则讽刺印度宗教不仅没有给人们带来幸福,反而成为冲突和隔阂的源头。

    此次《摔跤吧!爸爸》中,父亲让女儿练习摔跤,不只是为了获得奖牌,也是为了让她们过上独立自主、有自我选择的新生活,这次比赛被父亲教导和认定为不只是代表印度,也是代表千千万万的印度女性。由此或可看出,在没有经历过彻底社会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印度,女性至今依然处于从属地位,如农村地区存在重男轻女、童婚制等现象,穷人家的女孩很早就会出嫁,妇女遭受阶级和性别的双重压迫等。《摔跤吧!爸爸》告诉人们,不要轻视女性的能力,女人也可以获得世界冠军,也可以为国争光。

    与好莱坞电影中个人主义的成功不同,印度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传统。在体育比赛中战胜西方并成为冠军,被认为是现代化的标志和国家的进步。因此,吉塔的胜利既代表女性,也代表国家。这种个人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结合,是长期遭受西方侵略的受压迫民族在寻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过程中建构国家民族认同的产物。中国也存在类似情形,1980年代以来的女排精神、对奥运金牌的在意以及对中国男足的过度关注,都把体育作为一种民族尊严、国家精神的代表,这种对冠军的追求背后是获得世界(西方)认可的强烈愿望,尤其是在经济起飞、逐步实现现代化的阶段——1980年代“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口号以及新世纪以来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主流话语,都体现了这一点。

张慧瑜(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研究员)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7年06月26日 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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