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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愚人节，张玲差点以为自己被开了“玩笑”。
美国东部时间2017年4月1日，凭借第一本著作《河流、平原、政权：北宋中国的一出环境戏剧，1048－1128》，美国波士顿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张玲被美国环境史学会授予2017年度最佳环境史图书奖。
接过证书前，已经在美国工作、学习了十几年的张玲还在担心误读获奖通知。该学会是美国环境史研究领域最权威、资深的学术组织，成立40年来，第一次把大奖颁给以非西方历史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亚洲人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那个木质、带有金属边框的证书上。
几乎在同一时间，张玲手机上弹出一条新闻。
4月的波士顿依然寒冷，关于这条新闻的讨论达到沸点——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等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被设立为继深圳和上海浦东后的又一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横空出世。
“可能全中国99.9％的人都没有想到这个决定的出台。”这其中也包括张玲，这位长期研究北宋时期河北地区的女学者，反复看着那条新闻消息。在她刚刚获奖的书中，有好几处都提到了千年之前的雄县，也就是北宋时期的雄州。
她发现，自己对研究对象千年之后境况的了解，似乎还不够深刻。
一夜之间，天翻地覆
以2017年4月1日为界，雄县在一夜之间彻底告别了过去。
前一天，这里还遍布红色或蓝色屋顶的平房，主干道两侧数量最多的是农机商店，大片的农田包围着低矮的县城。成为“新区”之后，这里热闹起来，车水马龙，房价飞涨。
翻看着这些消息，张玲想起了北宋时的雄州。这个地方并非第一次经历如此突如其来的巨变。只是千年前的那一次，带来的不是勃勃的生机，而是摧毁与衰败。
北宋时期1048年，原本与当时河北平原的边界线几乎平行的黄河，突然在如今的河南濮阳东昌湖决口，随后像一匹失去控制的野马，冲进了河北平原。汹涌的洪水沿着平原的腹地一路向北，蔓延到了雄州与霸州连片的湖泊，然后在天津汇入渤海。
同样在一夜之间，黄河与雄州，这两个原本相隔200多公里的地理单元，以一种猝不及防的姿态相遇了。
对于张玲来说，这个环境现象“非常具有戏剧性”。这种构想在后来也成了她著作的标题：北宋中国的一出环境戏剧。
洪水淹没了村庄和农田，整个河北至少有20％的居民失去了生命。八到九成难民离开故土，却死于漫长的迁徙旅途，堆积的尸体在道路上蔓延了500公里以上。
此后一年间，暴烈的洪水让三个季度的农作物颗粒无收。史料记载，饥饿的人们甚至父子相残。1108年，黄河再次夺漳河河道北流，洪水将整个巨鹿县城陷没，直到1918年，巨鹿县大旱，民众在掘井的时候才重新发现了深埋于黄土之下的巨鹿古城。
实际上，出生、成长于浙江小城的张玲18岁到北京上大学的时候，这才在火车上第一次见到黄河。
“过黄河了！”父亲摇醒她。她望向窗外，看见“整个天地都是黄色”，这才意识到，“北方到了”。4年前，她为了考察第一次走到黄河边，那也是她唯一一次近距离感受这片土地。
对近现代环境史研究来说，地表上或许还能找到过去两百年来留下的痕迹。而对于研究1000年前黄河流域的学者而言，不必在当代进行实地考察。但张玲觉得，“必须要去黄河边走，必须感受那里的温度、泥沙，必须在精神上和情感上跟那片河流、土地有深入的接触。”
跟千年前发生巨变时一样，那也是一个夏天。然而眼前已经全然是另一幅景象。
“现代科技手段已经把黄河控制在相对平稳的状态中，大部分水流在上游和中游被截留，并在宁夏、甘肃等地被引导、分输利用掉了。”张玲说。行至下游时，黄河引发野兽般狂暴灾难的可能性已经被大大降低。
在郑州的黄河岸边，她看到不同层次的泥沙淤积成深深浅浅的黄色，岸边老百姓的渔船载满观光客，小餐馆里冒着热腾腾的蒸汽。黄河的水流非常缓慢，河道舒缓地向远处延展。
80年的相遇，近千年的回响
对雄州来说，那场与黄河持续了80年的相遇，形成了绵延近千年的影响。如今不少湖泊湿地，还是当年留存的。
雄安新区往东北100多公里，就是首都北京。在千年前的北宋，如今的北京被称为“南京”，是辽的五大都城之一。北宋建立后，宋辽双方对峙于河北平原中部地区，流经雄州的拒马河成为双方在此地区的界河。雄州位于界河之南仅30里之遥，是北宋在河北的边防重镇。
在与黄河相遇之前，雄州已经拥有大量“塘泊”，即由沟渠、堤堰等设施连接的湖泊群、草泽地和一些水田构成的水域网络。这是北宋为了抵御辽兵的入侵，利用河北地区地势低洼、河湖密布的地形大量兴修的。这样一来，不仅能阻滞契丹骑兵，还能减少沿边戍守兵士，节约军费开支。另外，在塘泊中种植水稻，用兵士屯田，还能够补给部队军粮，减少后勤补给的压力。
自那以后，雄州“城南陂塘数十里”。据估计，北宋塘泊防线东西长达 400多公里，总面积达1万多平方公里，包括如今的白洋淀。包拯曾出任过河北都转运使，认为雄州“州城至北界只三十里，路径平坦，绝无蔽障之所”，边防安全“全籍塘水为固”。
“黄河的突然介入，短期内为这些塘泊带来大量水源，使其整体面积变大，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北宋的边防。”张玲说，“长期来看，黄河携带的大量泥沙加速了塘泊淤积和枯竭，并带来了无尽的恶果。”
洪水在平坦的河北平原上任意冲撞，水流无法随地势排走，土地日益盐渍化。包括雄州在内，无数的湖泊与池塘被淤塞，甚至一个城市都“埋在了黄河的泥沙之下”。淤泥很快就变得贫瘠，史料记载，河北平原曾经肥沃的土地都变成了沙地。
张玲在书中写道：“水土流失随之而来，不仅使得土地沙化成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也使得这一问题成为河北自11世纪直至现代的一个特征。”
1194年，宋代官员为了抵御金人对开封的攻击，将黄河人为改道向南。那条被遗弃的河道则留在北方，成了沙源。起风时，沙尘暴会肆虐整片华北地区。几个世纪后，一位朝鲜使者的记录中还提及这里“白沙平铺，一望无际。旷野无草，五谷不生，人烟鲜少”。从那时至今，华北地区遭受沙尘暴的困扰，已经长达9个世纪。
以至于千年以来，这片土地上的农业、经济活动、人口增长，都放慢了脚步。
未必只有人，才是历史的主角
复兴的机遇以另一种突如其来的方式降临在华北大地。
看到雄安新区设立的新闻后，张玲的第一个念头是“北京太大了”。
“雄安新区的设立，很大程度上是用来吸纳北京无法承受的城市功能。”她觉得这个决定“似乎带有一些无可避免的色彩”。
作为一位环境史学者，她立即开始想象，“城市化未必带来好的后果。急速的、不加限制的城市化进程，可能会带来资源的剧烈竞争，会给当地自然环境生态系统突然带来巨大的压力。如何吸纳大量涌入的外来人口？如何解决当地的水资源利用、水污染处理问题？如何协调不同社会群体对各类资源的竞争？”
在她的研究中，已经有无数案例能够证明：人类造成的环境恶化是长期而缓慢的，并非在短期内肉眼可见。“后果可能要等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在我们的子孙后代生活的环境中表现出来，而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那种存在于未来的可怕常常会被忽视，并且超乎想象和认知。”
在北宋的167年里，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生水患共计89次，大约每两年发生一次。张玲介绍，当时抵御水患的技术手段十分有限，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使用木材、泥土、石块建造大坝。为了加固大坝，当地居民伐光了附近山陵中的树木和灌木，大量泥沙被风吹到附近的河流，成为黄河浓重颜色的一部分。
北宋中期时，陕北一带已经很难找到成材的树木。麟州修固城池时，竟只能拿百姓家一扇门板代替，且再也找不出第二扇可以替换。太行山“失去了它的松树林，变得光秃秃的”。
“辛苦砍树的那一代人，根本想象不到自己的子孙会在肆虐的洪水中失去生命。”张玲说。
根据张玲的研究，北宋政府甚至会诱导黄河往某个方向改道，因为那里被认为是边缘性地区，对国家政权的核心利益危害要小一些。
“黄河与河北地区的环境问题就像一个黑洞。”张玲在书中写道，北宋政权渴望驯服黄河，从而为国家和人民构建一个温良的自然环境。这些努力被不断吸入这个“黑洞”，却造成生态系统的退化和人类社会的灾难。
这种对政权强力改造自然环境的描述，是她此次获奖的理由。美国环境史学会对她著作的评语是“一次关于政权的欲望、局限，以及自然变化无常的激动人心的研究”。
“人只是巨大世界中的一小部分，有时未必是主角。”张玲说，“历史不光是由人创造的，而是人与物、自然之间交流形成的，这也是环境史强调的世界观，它扩大了历史的定义。”
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期间，张玲开始从一个“只关注个人和群体”的传统历史学者，转而研究环境史。这是一个需要跨学科研究的学术领域，她开始从头学习水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生物学。
这个经常被外国人称为“中国娃娃”的小个子女性爱听爵士乐和嘻哈，写书时会喝上一杯红酒。“环境史研究需要多元，人也一样。”对她来说，“吸取各个元素的长处，理解不同”才是最重要的。
“历史学家的工作不是预测未来，不能把历史的状态直观、直接地套用在现实状态。”张玲说，“环境史就是要让人重新改变看待世界的方式。某种程度上，经济发展不是唯一的主导，个人的发展不是终极目的。明白了这一点，也许从现在开始，世界就能作出改变。”
获奖已经快3个月了，那个隆重地镶着边框的证书依旧被她随手扔在一边，“重要的永远是下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