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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少年庭作出的判决书里看到，除了法庭判决，判决书上还多了一份“附录”——法官诫勉语。
“上诉人原广，今天法庭对你作出的是终审判决，一经判决，立即生效。作为法官，还有一些诫勉之语要对你说。”上海一中院少年庭副庭长、法官王列兵“画风”一变，采取“先肯定再建议”的战术，“学校说你是个好学生，母亲说你是个好孩子，你还在长跑比赛中得过好名次。我为你昨日的光彩感到高兴，同时也为你今日的‘不光彩’而深深惋惜。”
据悉，“法官诫勉语”只是上海一中院少年庭的一项“小创新”。对少年庭来说，审判并不是目的，通过审判来实现“教育最大化”才是真正的目的。近年来，为了把失足少年“教育好”，这家法院向心理咨询机构“购买服务”，把法官培养成“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设计了圆桌法庭进行人性化审判。
法官还管“读书无用论”？
原广曾代表学校获得过上海市一级比赛的长跑冠军，学习成绩优良，在学校里属于同学、老师眼中的优质男生。
谁也想象不到，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续抢夺7部手机，获赃款数千元，目的只是为了凑够玩游戏买装备的钱。因为跑得快，这个初中生此前一直未被抓获。第五次抢夺两部手机时被人赃并获。
一审中，这个“跑步冠军”被以抢夺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追缴违法所得并处罚金500元。
二审中，王列兵发现，这个孩子本质不坏，而且其父母、居住地居民委员会愿意提供监护、帮教条件，因此建议对他适用缓刑——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执行。
两年里，法官与他保持着较为频繁的互动。“法官诫勉语”，实际上就是法官写给原广的第一封信。
“重返社会，你仍将面对人生的考验，因此要对你作出如下告诫。”王列兵先是在信中肯定了他过去在学校已经取得的成绩，再对他未来的发展提出希望。这种“希望”细致到是否要继续高复班的学习、如何适当控制自己玩游戏的念头等。
“有一段时间，他总觉得读书没什么用，读了也找不到好工作。”与原广的定期交流，最令王列兵有成就感的，是鼓励他参加高考。
与法官熟悉了，原广渐渐把自己最关心的“读书的意义”问题抛给了法官，“我的父母、我父母的朋友，我们菜场里的孩子们，我看不读书也都能养活自己，也能过得很好。我为什么还要继续读书呢？”
原广的父母来自浙江安吉，是上海浦东一家大型菜场的摊贩。原广出事那两年，父母忙于生意，在上海各大菜市场都开设了“分店”，钱挣得越来越多。
“我接触到的打工的、搞装修队的，都没什么文化，但钱都挣得不少。媒体报道中也有初中文化水平创业成功的故事。”原广说。
王列兵为此找了很多有关社会阶层固化、如何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的故事，一并发给原广。“读书是提高自身社会阶层最有效的途径，那些个案只是被媒体放大了而已。大部分人都是通过读书走出来的。”为了准备这些数据和故事，王列兵花了一个多星期时间。
如今，原广已经考上了一个就业状况很好的大专院校，继续学业。
与涉毒少女的20封书信往来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上海一中院少年庭获得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质的法官有4人，三级心理咨询师两名，其余人员均在培训、考核过程中。
以王列兵撰写的“法官诫勉语”为例，它应用了心理学中的“共情”技巧，在感情上首先希望与当事人建立“共融”，“你的状况，我们也很理解。父母不在你身边，你其实也会感到不安、焦虑……”
在一份上海一中院少年庭10年总结报告中，记者发现相比“审判”“教育”一词出现的频率更高一些，“教育、感化、挽救方针，不简单、孤立办案，对未成年被告人不是一判了之”。
少年庭庭前有诉讼须知教育，庭中有案件事实教育，庭后有认罪悔罪教育，移交执行后适度进行回访教育。少年庭的法官，除了要对案件负责，他们身上还有一个更重的担子——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前途负责，力求在每一个案件处理上做到“教育最大化”“利益最大化”。
16岁的小妍来自重庆农民家庭，因与父母赌气，她离家出走来到上海，在KTV、游戏房里打工。因为缺少家人管教、读书又少，是非判断能力较弱，这个漂亮女孩染上了毒瘾。
为了挣钱，她在熟人教唆下，与同伙一起来到某旅馆，携带净重近80g的冰毒贩卖给他人，被当场抓获，获刑4年6个月。
入狱后，小妍产生了绝望情绪。上海一中院少年庭委托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研究生张骋姣和心理辅导员、法官郁玉娟一起对她开展心理干预。这一过程中，仅少年庭法官郁玉娟与她的个人书信往来，多达20多封。
每隔一段时间，郁玉娟就会去探监。
因为整日整夜想着“我为什么要吸毒、贩毒”这个问题，小妍几乎每天以泪洗面，白天劳动起来，也总是拖小组的后腿。
郁玉娟最常做的动作，就是把手轻轻地放在她的肩膀上，给她一些安慰和力量，“我们会帮助你的，小妍”。
小妍一点一点好了起来。“阿姨，我要去排练舞蹈了，不久要去巡演”“阿姨，我过几天要参加服装设计考试了”，最后一次与小妍接触，她笑眯眯地告诉法官阿姨，自己打算挑战一下大学自学考试。
郁玉娟告诉记者，很多“失足少年”都与小妍有着类似境遇，被亲友带坏，陷入自责和绝望。在他们的人生低谷，如果有人能“拉一把”，结局就会大不相同。
心理咨询机构能做什么
最近，在要求法官自学心理学的基础上，上海一中院少年庭又引入了专业的心理评估机制、心理疏导机制。少年庭与上海一家著名的心理咨询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在民事诉讼中，也会聘请心理专业人员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心理测评和辅导，根据测评报告，有针对性地进行疏导或教育，使之更好地认罪悔罪，为更好地融入家庭和社会做准备。
有人提出，既然法官自己已经具备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质了，与专业心理咨询机构合作的价值何在？
王列兵告诉记者，具有心理咨询师资质的法官只能解决诸如当事人开庭前怯诉、对未来处境忧虑等较浅显的心理问题，对一些精神上产生抑郁情绪的当事人，法官能力尚有不足。
“我们做个基本研判，法官认为有必要的，就引入专业心理咨询机构来评估、测试、指导。”最近一个被接收的女孩名叫小茜，是一名初中生。心理咨询机构接手时，女孩处于对判决不服、对社会不满、对自身境遇不忿的状态。
小茜的朋友丽丽在一次从事性交易后，未能取得事先与对方约定的5万元嫖资。出于为朋友打抱不平的心态，小茜引诱男方出来开房，并带上丽丽和另外5名好友一起要挟对方“讨债”。7人以男方须支付骗嫖钱款、当晚约定嫖资及要债费用等为由向男方威逼索要钱款，并采用打耳光及言语威胁等方式胁迫被害人。最后，7人用男方手机以强行进行支付宝转账的方式，从其支付宝账户中共计转出人民币97500元。其中5万元“归还”给丽丽，剩余47500元由小茜及另外5名好友分赃，小茜得赃款人民币15000元。
事后，小茜等人被公安机关抓获。到案后，其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
法院判决，被告人小茜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所有违法所得返还被害人。
案件审判过程中，法官发现，被告人小茜情绪很大，对判决不服，“她觉得自己是正义的一方，不应该被判那么重的实刑。但实际上，她是抢劫罪，且数额巨大。她的价值观存在较为严重的偏差”。
小茜从小生活在一个离异家庭，她的朋友大多与她境遇相似，父母离异、从小缺少管束。进入青春期后，这个漂亮女生发现，通过性交易，可以轻松赚取高昂的生活费，可以买名牌包、名牌首饰，满足自己爱美的虚荣心。
“即便在刑期内，我们还是认为应该对她进行心理再辅导和再教育。”王列兵介绍，经粗略统计，凡有心理咨询员参与的调解工作，调解成功率接近60%。少年庭10年中已生效的涉少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申诉率不足2%，刑事重犯率为0.4%。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烨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