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阿波罗13号》上映22周年了,这段时光足够一代少年成长为父母。这部电影根据1970年的真实事件改编,飞船升空不久后遭遇不明爆炸,3位宇航员与地面工作人员精诚合作,克服重重困难返回地球。
我第一次看到它是在小学五年级。盛夏,我坐在小板凳上,西瓜的甜汁滴在手上。电视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工作人员因为不眠不休制定方案头发乱糟糟的,紧盯大屏幕。3名宇航员手把着操纵杆,星空在逐渐加速的飞船外糊成一团。
我仿佛和他们在同一时空,思念着亲人,又放不下群星。身处的世界则被按下了静音键,直到宇航员乘坐的登月舱顺利降落大海,窗外的蝉鸣才一下子涌进来。
今年夏天,我一时兴起,把这部电影又看了一遍,才意识到这其实是个讲述失败的故事。阿波罗13号的目标是登上月球,可汤姆·汉克斯饰演的男主角只能远远看了眼和妻子名字相同的环形山。
在童年记忆里光彩夺目的返程,在方向上也不算是一场伟大的进取,而是一场奇迹般的逃亡。
我已经迈入了工作的第5年,刚熬夜赶完一篇稿子,瘫在沙发里。一个疲劳的成年人看着屏幕里一群疲劳的成年人,竟在主旋律的恢弘背景音乐里读出几分不尽如人意来。
真实事件发生时,美苏的“星球大战”以美国的胜利划上句号。舆论质疑:赢都赢了,还上天干吗?议会在争论:航天太花钱了。宇航员内心忐忑:抓住机会吧,可能是最后一次上天了。公众则完全不在乎了,航天行动的收视率不断下降,阿波罗13号前期根本没上过电视直播。
我能理解这种颓势。对天空的探索向来被作为一种力量的证明。成功,并且成功得够多够快,才是大国气象。一旦竞争的前提没有了,那么努力也就没意义了。
更讨人嫌的是傻乎乎的管理体系。主角能力出众的好朋友因为水痘问题在任务即将开始时被临时换下。即使影片呈现出了一个上下协作、集思广益的超完美NASA,机构的庞大和各个系统之间的博弈还是有所体现。那些心怀宇宙的年轻人进入这台轰鸣的梦想机器,也不过是众人中的一个小点,埋首在小小的工位里,争抢着被看到的机会。
和一位基层航天工程师聊过天。他上学时是个科幻迷,对各种宇宙探险的浪漫故事耳熟能详。我问他:“你的工作浪漫吗?”他笑了:“差远了。”他们的工作是巨大设计的一个小小构件,名字难以出现在新闻里,严谨、基础,有时有点枯燥。
正在我认同感急剧上升的时候,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老公幽幽地评价主角:“他们的郊区大房子好棒啊。”
扎心了。
一路吐槽到结尾,残缺的白色飞船触上月球引力的弓弦,轻捷弹起,扎向蓝色的小球。纵使早已熟知结局,我还是紧张地握紧了拳头。成功着陆的登月舱从海面上嘟噜一下探出头,主角小分队从打开的舱门里探出身体,我才放松下来。
啊,原来北京的蝉鸣和15年前家乡的一样。
这部讲述失败的作品在当年的美国取得了3.5亿美元的票房,并在数十个国家放映,无数人被打动。1970年的真实事件引发了全美国关注,航天事业获得新一轮拨款和支持。
或许,直到亲眼见证失败,人们才明白,成功是没有那么容易的。在航天领域,每个细节都可能致命。阿波罗13号的事故,正是例行工作中不当的运输、错误的电压和失灵的温度传感器,破坏了一个氧气罐的绝缘层,一环扣一环,最终引发了致命的爆炸。
在国家荣誉和装备竞赛之外,在镁光灯和军功章之外,显然有着某种更纯粹的价值,与成败无关的价值。
那位基层工程师是我认识的人中,为数不多爱看星空的人。据说酒泉的夜空特别清澈,星星硕大,近得几乎要亲吻你的额头。人是宇宙沧海中的一粒粟米,短暂的生命可与无尽的时空相连。
时代已经变了。商业力量进入航天领域,特斯拉老板的海上平台可以精准接住天降火箭。这次两会采访中国载人航天总设计师时,大叔笑笑说可以想象企业帮助探索宇宙、人工智能上天的未来。
时代也没怎么变。在一阵航天热潮之后,阿波罗计划最终停摆。有关NASA财政危机的新闻也隔半年就爆出来一次。
以后我有了孩子,肯定还会带他看一遍《阿波罗13号》。没有什么羞于面对的,那是场伟大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