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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了你好，为了大家好”的名义，多丽丝·巴克女士的输卵管在1928年被隔断。不过，那些嘴上说着“为你好”的人似乎有点心虚。“他们告诉我，这个手术主要是为了治疗阑尾和疝气。” 多丽丝回忆。
真实的原因是，多丽丝的母亲、姐姐和外甥女曾经接受过智商测试，结果，她们所谓的心智年龄都没有超过10岁，属于测试模型定义的“低能”。因此，最高法院宣读判决：与其等着把你的后代送进监狱，或看着他们无能到饭都吃不上，倒不如现在就给你们绝育，彻底终结你们注定痛苦的未来。
要是比奈教授、智商测试的发明者泉下有知，大概会气得直咳嗽。他老人家本来是想识别需要帮助的孩子，结果智商测试被用来划分等级，低分者被剥夺基本的人身权利。
《人类的误测》这本书的作者、进化论科学家斯蒂芬·古尔德记录下不少这样的悲剧。像顽固的病症一般，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总是周期性发作：人们位于社会底层，是因为他们生来劣质，而不是由于人为造成的不公。
如果1971年就有智能手机，那么，某天点亮屏幕，你会收到这样一条新闻推送：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威廉·肖克利教授建议，鼓励智商100分以下的人自愿绝育，智商每低1分，就多奖励1000美元。
这位诺奖得主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意思，在1971年发给美国心理学会的通信中，他还专门给自己的想法取了个大名：自愿绝育奖励计划。
这位严肃的老教授还提前打了个招呼：我可不是歧视智商低的人哦，筛选更优秀的基因传递下去，是为了“人类的福祉”。科学家不打诳语，每句话可都言之有据。
古尔德对这种套路见怪不怪，在用智商歧视他者的历史里，歧视者常常觉得自己“理性客观，不偏不倚”。无论是决定隔断输卵管的最高法院，还是这位诺奖得主，他们都真诚地认为自己是“为了全人类的福利”。
在古尔德看来，这种傲慢的态度正是偏见滋生的源头：“对一个学者来说，甚至连幻想自己能够实现完全中立也是危险的，因为这样他就会停止对个人偏好及其影响的警惕——而后他就会沦为独断的偏见的受害者。”
在黑人被当作商品摆在货架上买卖、被奴隶主关在马厩的时代，科学著作插图里，大猩猩的头骨被错误地夸张，黑人的颌骨被故意拉大。按照这种逻辑，黑人甚至可能比类人猿还要低等，摆在最上方的白人头骨则在人类进化的跑道上一马当先。
重新分析这些“在下意识的社会偏见引导下得出”的研究成果，平时也爱读点历史的古尔德发现，这些自诩公正的科学研究，恰恰成为社会不公的辩护词。
如果科学能够证明，黑人的悲惨处境是自然使然，而不是遭遇了人类社会的不公，他们的悲惨命运就变得更容易让人接受了。
科学里的歧视“和政治紧缩的插曲有关”，古尔德教授说，“尤其当劣势群体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甚至威胁到当局的时候……这些群体被打上了种族、阶层、性别、行为习惯、宗教或者民族等烙印。”
读到这里，不知道大洋彼岸某位嚷嚷着要在边境线上砌墙的国家领导人有没有打个喷嚏。
不少历史学家也发现，这些披着“客观”“科学”“公正”羊皮的理论，在现实里老是和种族主义者打得火热。可真要揭开这层羊皮，看着这些“理科生”用数据和图表搭建起来的理论，大多数历史学家估计得皱眉头了。
这恰恰是“数据控”古尔德的专长，作为进化论生物学家，他从入行开始就和数据打交道。“社会偏见本身可能是顽固的，但支撑它们的特定生物学基础却可以被推翻。”古尔德自信地说。
20世纪中期，一位叫莫顿的生物学家收藏了600多个人类头骨，计算出每一个的容量之后，他宣布了自己的结论，白人＞亚裔＞黑人，这正说明了人种间的智力差异。
花了“好几个星期”时间，古尔德将莫顿先生公布的所有原始数据重新分析了一遍，结果发现，这位自封的“客观主义者”有意忽略了小脑袋的白人和大脑袋的黑人。他打了个夸张的比方，客观主义者莫顿先选择了一批白人篮球运动员，然后找来普通身材的黑人，让两组人比比谁的脑袋大。
古尔德就像侦探一样，直接在支撑理论的数据上寻找蛛丝马迹，找出破绽，推翻前辈科学家的“诚实的自我欺骗”。有时候，他找到的错误荒诞到滑稽：要从人群中辨认出弱智，分类学家戈达德教授靠的是“直觉较强的女性的眼睛”。这些研究助理是这样工作的：“三个孩子垂着下巴站在那里，衣不蔽体，鞋子都没有穿好，一副弱智模样。”“这位父亲尽管强壮而且充满活力，但从他的脸部可以看出，他只有一个孩子的智力。”
这位进化论科学家一度想把书命名为《我们深重的罪孽》，它出自达尔文的名言：“如果我们贫穷的悲惨现状不是自然法则造成的，而是源于我们的制度，那我们的罪孽就更深重了。”
多丽丝·巴克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被绝育了，她和丈夫咨询了三家医院的内科医生。在真相大白之后，她的证词简单而雄辩：“我崩溃了，并且大哭起来。我和我的丈夫非常想要一个孩子，我们为之疯狂。我从来不知道他们对我做了什么。”
徐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