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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去福建安溪参加“李光地文化节”。说起我对这个人物的兴趣，可溯至几年前有关明末清初那段历史的研究，尤其是写黄宗羲传的时候，频频发现笔下人物与他有交集。唯当时我所注目者，在反清复明之士或以明遗民姿态立世的这一类人，对李光地其人，不及细察。此次安溪行，正好可以踏访他的故地，补上一些了解。
李光地，安溪县感化里（今湖头镇）人。明崇祯十五年（1642）生，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卒，康熙宠臣，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理学名家，世称“榕村先生”。《清史稿》卷二百六十二有传。
史上对光地的评价，呈现两个极端。其一来自清廷官方，康熙皇帝视为肱股之臣，以至于说“知朕亦无过光地者”；他死后十五年，雍正皇帝为之立碑、御制《谕祭文》，内竟有“卓然一代之完人”如此惊人的褒美。另一种截然相反，主要来自知识分子。如章太炎斥之“裨贩程、朱以自摧汉族者”（《与吴检斋论清代学术书》），梁启超称他“伪学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刘师培骂他“尤工邪佞，鬻道于虏，炫宠弋荣”（《近儒学术统系论》），谢国桢则贬其“坏人两面派”（《〈全祖望集汇校集注〉序》）……而最著名的抨击，来自时代略晚于他的大学问家、梨洲后学全祖望，他有一篇《答诸生问榕村学术帖子》，劈头即曰：“榕村在圣祖、世宗《实录》中，应有传，外间未之得见。然《实录》亦不甚详于学术也。榕村之学术，即其相业可以想见，倘谓其能推崇朱子，足接坠绪，则梼昧无知之言也已。”写得刻薄，讥鄙之意颇浓。一句“外间未之得见”，很堪玩味，彼为“内”，我为“外”，在胜国之悲犹存的当时，这“内”“外”是指什么，识者自然心知肚明。紧接着，“《实录》亦不甚详于学术也”，更明确标指政治与学术的分野，言下之意，榕村官做得再高，政治上再受赏识，与学问无关，所以末一句“倘谓其能推崇朱子，足接坠绪，则梼昧无知之言也已”，终于直接挑明对李光地在学术界、思想界地位的否定。
全祖望此文，除开对李光地不加掩饰的贬抑，更以“三案”之说遗响后世。谓：“榕村大节，为当时所共指，万无可逃者。其初年则卖友，中年则夺情，暮年则居然以外妇之子来归，足称三案。”卖友，指耿精忠叛乱期间，光地隐匿陈梦雷功劳事。夺情，指母亲去世例应守制三年，因玄烨不允，光地遂上疏乞假九月，这被视作贪权恋位，与他孜孜讲求的道学很不相配。外妇之子来归，指私生子，就好比如今某名人，突然遇到一个女人领着自己的孩子前来认父。“三案”说，使光地名誉污损很大，凡对他不齿的人，自然更加振振有辞。其实每件事还以原貌，都不见得可靠，比如私生子问题，当代学者考索后认为，“捕风捉影，并无充分依据”，仅为“市井浮说”。（李鸿烈《关于李光地“三案”的辨析》）
实则学林对光地的鄙意，与这些杂七杂八理由无关，真实原因，当时无法直说，只好借损他名誉的办法一吐怨气。那究竟是什么呢？便是清末民初可以公开谈论的“自摧汉族”“鬻道于虏”。全祖望笔下所谓“大节”，真正所指亦系乎此。学界认为，光地不但忠于清廷，官高爵显，而且做它的文化帮凶，为康熙利用朱子箍束国人思想出了大力；又不但做文化帮凶，而且肆意诋毁前明志士，矮化前明精英。读一读全祖望帖子即知，愤懑实因李光地评黄道周而起。黄道周，号石斋，乃李光地的福建同乡，明末大臣，反清斗士，后被清军俘获，害于南京。《榕村续语录》卷八“历代”，用不短的篇幅谈及黄道周。全氏批之：“榕村又言，‘石斋虽遭大用，岂足靖天下之乱。’予谓石斋风节有余，干略诚然不足，但榕村承眷之久，所以补天下之治者几何？以是诮石斋，得无有目而不见其睫者乎？”这句话很厉害，几乎是骂李光地“睁眼瞎”。全祖望认为，对黄道周那样的忠国者、爱国者、死难者，讽他不足“靖天下之乱”，是非常不道德的。
那段历史，乃是汉族士民眼中“痛史”。与我过去写过的起义抗敌者或入清不仕者不同，李光地是另一种典型。他生于崇祯末年，长成于顺康之间，一生忠于清廷，康熙和雍正对他最肯定处，即在他作为汉臣而能对本朝尽忠。他在平耿精忠之叛和击败郑氏集团、夺取台湾这两件大事中，都立有大功。反过来，汉族士子恰也因之对其切齿。这种怨恨一直持续，逮及清末，章太炎等革命党学者旧事重提，复予攻讦。
以中国历史之漫长，变迁之曲折，确实积累了不少类似李光地的例子。去其未久，还有个更突出的例子洪承畴，也是他的福建老乡。洪背负“汉奸”骂名数百年，而以反清起家的孙中山，后来却有诗《赞洪文襄》：“五族争大节，华夏生光辉；生灵不涂炭，功高谁不知……”（王宏志《洪承畴传》）也提到“大节”，却显然是从中华各民族团结的角度，而非孤立的汉族角度。历史的维度颇复杂，歧义在所难免，如何恰当把握“大节”，恐怕有一个历史眼光的问题。
李洁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