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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万日元面值的纸币上印有一张人像，摆着一副不苟言笑的面孔，他就是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有“日本之伏尔泰”之称。他活跃的时代，与李鸿章、张之洞大致相同。福泽谕吉比李小十来岁，比张大几岁。
近代历史上，1850~1860年代，中国和日本都是内乱外患，面临社会动荡的大变局。中国的“同治中兴”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时间上也大致相同，但最后的结局却大不一样。
在日本的“明治维新”过程中，福泽谕吉是一位很“露脸儿”的人物。他并没有出任什么官职，反倒是一再表露出与官方的一种距离感，以示清高。他将当时日本政局的变革称为“王政维新”，在福泽谕吉眼里，“幕府派”和“倒幕派”其实都是固守“攘夷论”的保守派，观点没什么大不同，所以“倒幕”成功后，旧幕府的许多败军之将最后也都在新政权中官居要职。而曾在旧幕府协办“洋务”的福泽谕吉，此时却拒绝出仕。
著书译书与办学是福泽谕吉的两大事业。如今日本的庆应大学，就是他当年创办的庆应义塾的后身。福泽谕吉晚年回忆说，那时倒幕之战正酣，他不为战乱所动，日本就剩下庆应义塾还在办学，于是学生日众。等“明治维新”成功，时局大定，本来就著译颇丰，加上学生同侪遍布朝野，这位福翁自然功成名就，俨然“日本之伏尔泰”矣。
对这位深深影响了日本历史进程的人物，许多人不知道的是，福泽谕吉的学问功夫，最初其实是汉学。福泽谕吉少年求学的时代，汉学在日本仍广为流行。他的父亲便是一位不算出名的汉学家。福泽谕吉出生时，因为他的父亲刚刚得到了一部名为《上谕条例》的汉籍，于是给他起名“谕吉”。福泽谕吉家学渊源，少年时除了《史记》《汉书》《战国策》之外，曾经读过十一遍《左传》。但是最终，他自认对汉学是“恩将仇报”。他曾表示，“陈腐的汉学如果盘踞在晚辈头脑里，那么西洋文明就很难传入我国。”他甚至认为，“中国文明开化不可期，有一百个李鸿章也不顶事”。
自从青年时代从一个名叫中津藩的地方小镇到大阪开始学习“兰学”（日本最早的西学是荷兰之学）以后，他就踏上了全盘西化的不归路，从主张“和魂汉才”，转向“和魂洋才”。更重要的是，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而且从文化和教育入手，谋求整个日本都实现这一转型。
1860年以后，福泽谕吉在几年中两度赴美，一度游欧。首度赴美时，福泽谕吉形容自己在美国参与社交时的心情，说是像“嫁到陌生人家的新娘”。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开明之士“睁眼看世界”的心态相比，他是“铁了心”要把日本“嫁”出去“脱亚入欧”的。福泽谕吉后来教育自己的孩子，也说是应该“先成兽身，后养人心”，送到美国留学了事。
在欧洲游学时，他参观外科手术，见血后晕倒。由于自己是武士出身，福泽谕吉对此颇为自责。其实出现这种情况，从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也许是晕血症，未必是胆小之故。
从美国返回日本时，福泽谕吉带回了第一本韦氏英语大辞典。他最早也是以译事知名。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在对西方文化译介过程中，中日两国都出现过大量的借词和译词。虽然福泽谕吉曾毫不留情地抛弃过汉学，“恩将仇报”，但是在他的翻译生涯中，早年的汉学功底，仍时时惠及福泽谕吉。福泽谕吉自道译事甘苦时回忆说，他在翻译steam一词时，思考再三，不得要领，最后不得不查找《康熙字典》，终于查到“汽”字，释义为“水之气”，于是豁然开朗。而他在翻译过程中将古汉语赋予新义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他在译一本有关商业经济论的著作时，遇到competition一词，译成“竞争”二字。此外，将purification译为“祓禊”，将debate译为“讨论”，将speech译为“演说”（灵感来自旧中津藩武士上书的“演舌书”一词）等，都是他的“版权”（有趣的是，将copyright译为“版权”，也出自福泽谕吉的首创）。
不过，福泽谕吉也说，他服膺的译事之道，是宁顺勿信。比如说原文形容一个东西柔软，“好像黄油”，他就译成“好像豆酱”，以便入乡随俗，合乎日本的饮食之道。他说自己的译作追求的是能为武士阶层不学无术之辈所用，因此还从《莲如上人文集》等书中领悟通俗为文之道。
福泽谕吉力主“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应弃绝汉学与儒教传统，全面接受西洋文明。1885年，他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意即日本要脱离亚洲。在文中，他甚至鄙视地将东亚其他国家称为妨碍日本接受西方文明的“恶友”，因此，《脱亚论》也被认为是日本近代思想界与亚洲的“绝交书”。
中日甲午战争，日本战胜，福泽谕吉在自己的回忆录结尾为“王政维新数年即大显其形”而狂喜，他甚至预言说，“其实日清战争算不了什么，那只是日本外交的序幕”。看看此后半个世纪日本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的种种表演，福泽谕吉还真是所言不虚。
刘亚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