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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战火中走来，拥有近一个世纪发展史的军队，一支在所有对手面前都展现出胜利者姿态的军队，一支得到党和人民高度信赖的军队……是什么基因或品质造就了如此优秀的人民军队？这是每个关注者必然会提出的追问。
习近平总书记在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只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能搞清楚这个国家未来会往哪里去和不会往哪里去。”其中内含方法论，因而是认识这支军队的重要切入点和路径。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探究其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尤其探究其成长壮大的根由，以指引前进方向，保证走向世界成为更加强大的大国军队，必须从更为广阔空间与历史纵深入手，通过多维思维探究思索。
政治信仰激发强大精神力量
中国军队较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军队有着迥异的精神系统和力量之源。我军建构的是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为内核的政治信仰，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军队鼓励官兵信仰宗教，以此获得精神支撑。甚至脱胎于苏联红军的俄罗斯军队，在苏共退出后，所作的选择便是迅速恢复宗教信仰。
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虽然解决的都是精神世界的问题，但本质内含、作用空间与作用力差异很大。西方军人极度恐惧之时，会在胸前画十字，乞求上帝保佑。所以，美军等西方国家的军队多设随军牧师，甚至有随军小教堂。我军官兵断不会从上帝那里求得心理安慰，获得精神支撑，而只能从奉献自己以维护党、国家、人民的利益过程中，产生道德感和神圣感，由此生成精神力量。
比较而言，宗教信仰在开展慈善活动中和实现自我心理安慰上更有效，但在完成政治任务、实现国家意志，特别是处于阶级对抗时的政治生态下，政治信仰更能激发精神力量，比如，“阶级仇、民族恨”就曾激发出我军官兵强大的牺牲精神，保证这支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的军队，最终将对手逼上谈判桌。
因政治信仰而来的巨大精神力量，让对手敬服，确信无疑。有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美军在回忆文章中说道：“中国军人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姿态，就像殉道者似的，这大概不是因为命令和纪律，一定源于信仰，他们信仰共产主义，憎恶帝国主义，相信战争是正义的，这已经进入思想深处，不，已经渗入骨髓！”
当然，切到问题最本质，还是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所说：“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为这支军队建构的精神大厦能够产生如此强大的力量？原因在几个方面：
一是战争这一特定形式为政治信仰发挥作用提供了巨大空间，同时却限制了宗教信仰的作用发挥。政治信仰落到实处就是为人民利益而战，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和支持。比如,革命战争年代涌现的沂蒙红嫂乳汁救伤员，甚至是舍身救子弟兵，这些最能生成道德力量和精神支撑。比较而言，因为宗教信仰只能存在“灵魂深处”，满足自我心理需要，因而精神力量生发空间有限。
二是政治信仰可以把一个群体乃至集团变成命运共同体。宗教信仰着重点和着力点在心理体验，满足的是个体的心理需求，这一基本特征决定了，教徒间会因情感互动生成情感纽带，但未必能够形成紧密而又稳定的命运共同体，尤其不能在无直接接触的情况下，形成共同目标和共同意志。换言之，政治信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军队，上到统帅下到士兵，即使非直接接触，因有共同政治理想而实现了精神上的紧密联系，进而决定一起为着共同目标执著前行，即使一批批倒下，仍然有新的追随者加入进来，永续进行，绵绵不绝。
三是政治信仰与政治集团的职能使命和行为方式高度契合，又因为这种契合度而化作集体无意识，自然地注入集团的精神血脉。宗教信仰因教义原因或许与军事活动形成排异反应，比如《血战钢锯岭》中的主人公，就因宗教信仰而拒绝带枪上战场，并且在发动攻击时还要进行祷告。这意味着，宗教信仰的道德感一般在社会慈善活动中产生，而不会产生于战场。既然不能通过宗教信仰生成道德感和神圣感，这种信仰就不会为其提供英勇作战的更大思想支撑。
诸如此类的差异决定了，以共产主义信仰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政治品质中可以生发出其他军队无法生成的强大精神力量。
政治品格灌注崇高价值取向
中国军队与西方军队有不同的价值系统，因此造就了中国军人与西方军人的不同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这方面的差异性从各个维度上都可以找到印证和答案，如果从文化传统中寻找，西方重个体，由个体而群体，中国重群体，由群体而个体，这种起点与逻辑的不同，必然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
当然，二者差异最大的方面，不是反映在文化传统造就不同的军事文化性格，而是政治品质的差异构成了不同的政治品格，而在更深层次构成各自的价值系统、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以及此基础上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
我军的价值系统和官兵的价值追求，有民族文化基因作基础，但更主要的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灌注于军队，或者说是政治品质决定着每个官兵行止，为什么说我军存在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原因即在于此。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对我党领导开展的游击战很感兴趣，请八路军派人到庐山国民党军官训练团讲授游击战法，国民党军官听后也很认同，但表示学不到，根本原因在于参加共产党队伍者没有自己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他们可以为信仰信念作出各种牺牲，直至生命，因此，集中作战与分散游击并无差异。国民党官兵更多为个人利益被雇佣而来，有些还是被强征入伍，如此，集中作战尚可维持，分散游击必定很多人当逃兵。这一点，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已经讲得清楚：我早就告诉蒋介石，咱们打不过共产党，他们虽然人数少，但每个官兵都知道自己为谁而战，国民党的官兵唱三民主义很熟练，但不知道唱的什么，没有用心。
中国共产党赢得执政权后，军队的使命任务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性质宗旨却一脉相承。每一个军人虽然都是从社会中来，一旦接受先进思想理论的武装，就会树立起为人民利益甘于牺牲一切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正是我军特有的政治灌注，才有了官兵这样的行动：已经宣布撤销的部队或转业的军官，只要没有离队，一旦紧急任务到来，他们所作出的选择一定是“再完成一次任务”。“98抗洪”，簰洲湾发生管涌，一个感人景象展现出来，道路一侧是背对洪水的撤离群众，而另一侧则是迎着水流向堤坝急行的官兵，哪怕最终付出的是高建成等十几名官兵的生命；汶川地震救灾过程中，余震袭来不肯撤离的士兵哭着说：“让我再救一个人，我还能救一个人。”至于战场上给自己留下一颗“光荣弹”，已经成为“光荣传统”。所有这些行动，多不属于组织迫使，而是官兵们遵从其深及灵魂的精神追求与价值观念。
另一种人文基础上建立的军队，其价值系统或评价体系显然不是这样。我军代表在参加中加军队交流时，介绍我军的核心价值是为人民服务，平时实践这种价值观的方式是救灾扶贫、参加精神文明建设，等等。对方表示很难理解，因为在其价值观念中，军队就是远离社会专注职守。
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已经注入一代代官兵的灵魂深处，且通过文化传承，以文化性格表现，以至于在承担任何使命任务过程中，都自然而然显现出强大的支撑力。有了这样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就会形成文化性格，让每个加入其中者被塑造。
政治使命构筑坚实伦理规则
社会或集团之所以能有秩序运转，在于人们遵循着共有的法规制度，如军队都信奉“军令如山”，强调下级服从上级，等等。除此之外，还要遵循长期形成的伦理规则，确立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换言之，纲常伦理是单个人或集团内外部秩序与有效运行的柔性约束，只有刚性律令而没有柔性伦理规则，仍然不能造就更强大的军队。
中国军队的伦理规则有传统文化中的“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成份，毕竟我们都不可能脱离文化基础而实现全面再造，但经过长期的反封建，儒家伦理中的糟粕大大弱化，至少不再是主流价值观的内容，比如，我军建立了“三大民主”基础上的新型政治伦理规则。这就意味着我军的服从奠基于民主政治，高度依赖集体智慧，诸如，党委领导就突出集体智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同样如此。这些都包含着伦理规则的范畴。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克劳塞维茨的名言，这揭示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军队与战争的政治本质。任何国家的军队都不可能真正超脱政党政治，因为西方政党轮替只是执政理念的差异，并不是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间的轮替，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根本是维护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强调，大多数国家的军队更多强调的是军人的职业属性，即军队就是完成军事或作战任务集团。这决定了契约精神、职业精神是其军队的基础，他们不可能倚重正义性去激发潜能，只能依赖军人的个体素质。这和我们依靠集体智慧存在起点与逻辑的差异。
所以，强调政治建军的我军，承担的核心使命是维护国家安全，也就是军事使命，但这个军事使命也是遵循着政治逻辑与政治路径，这条道路的核心是党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并且建立了以党委制、政委制、政治机关制度来保证政治上的坚定性。
正因为此而生成了我们的政治伦理与政治逻辑，也就有了反复强化政治伦理的话语系统，如“政治的高度”“绝对忠诚、绝对可靠”，等等。既然“绝对”，就意味着没有保留、没有余地，到这时，强大的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就会产生出来，党、国家和最高统帅的意志就有了落实的坚实基础。
当然，这些都与政治信仰高度关联，当政治信仰化作精神大厦，成为精神力量之源，官兵就会因忠实于自己的信仰，落实信仰过程会生成或遵循政治伦理规则。同理，西方宗教信仰基础上的军队官兵，其也要忠实于自己的信仰，及其宗教伦理规则，比如，包括军队在内的西方社会，拥有很强的职业意识和职业精神，这种意识或精神，一方面来自工业分工，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宗教，马克斯·韦伯在《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中就分析了支撑西方或美国社会的职业精神，主要来自基督教新教。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古田会议确立政治建军后，宗教信仰与儒家伦理皆排除于主流思想之外，与此同时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信仰大厦的核心确立起来，进而生成军魂——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其间存在严密的逻辑和巨大作用，特别是这种政治观化作文化形态与文化性格后，便持久地影响着整个军队的建设和发展，影响着官兵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其行为。
政治属性赋予无限责任担当
依照权责统一律，一个政治集团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责任。在我国政权设计和建设过程中，党和人民赋予军队很高的政治权力，或者说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军队占有重要席位，在这方面与西方军队不参与政党政治迥异。既然拥有很大的政治权力，那么就需要承担更多的政治责任，进而履行广泛而又重要的使命任务。
人民军队是新中国的坚强柱石，这与我军辉煌历史和已经发挥的作用有关，与党领导这支军队的成长历程有关，还与我国的政治制度有关。中国共产党走的是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不同于西方议会政治，在整个革命战争阶段，军队不仅是战斗队，还是宣传队和生产队，某种意义上承担了党和政府的基本责任，包括在解放区发展党组织、代行政府职能，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军队不再承担这样的使命任务，但军队和军人责任无边界，却进入了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并且固定下来，只要党、国家和人民赋予使命任务，军队军人就义无反顾，坚决履行，并且是高标准履行使命任务。
西方军队属于职业化军队，奠基于职业分工和契约精神，社会乃至政府也坚守这样的价值观念，所以，其承担的任务基本限定在军事活动的范围内，远不似我军这样参与地方精神文明建设、抗灾救灾、扶危济困等广泛事务。
换言之，对于强调契约精神、职业意识与个人权力的西方社会来讲，为公权与私权制订严格边界，在这种文化传统基础上建立的职业军队或职业军人，可以追求更高水准的履职能力，但却不会积极主动地承担职责范围外的使命任务。这一点从美国好莱坞电影中可以找到蛛丝马迹，比如，越战中准备换防回国的美军官兵，接到临时作战任务时，抱怨和咒骂溢于言表，虽然执行任务中也遵循相应规则。
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在中国军人的话语系统与行为中。因为每个青年进入军营第一天起，就接受了履行使命无范围、无边界，即在程度上具有极限性、超限性，或者说具有全时空的特点，这甚至成为赋予使命任务者和承担使命任务者的共识。因此，党中央在决定中明确要求“军队和武警要在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走在社会的前面”，我军的条令条例中皆规范军队的职责包括抗灾救灾、扶危济困和支援国家经济建设，都是这一逻辑的具体体现。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上述特点得以生成，与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高度关联，同时与社会发展状态有关。反映于前者，美国的政治理论认为，军队要保持良好形象，必须与政府和民众拉开距离。反映于后者，在于西方社会职业分工明确，同时社会专业组织发达，这就意味着一般自然灾害的救助，可以由社会组织承担，军队专责训练和打仗，没有必要介入社会事务，这就是西方军队较少参加救灾，即使进入灾区主要也是维持秩序的原因。正是由于军队参与社会事务少，民众对军队和军人也没有更多的道德层面的要求，军人作出任何选择，都往往与个人利益相联系。
政治宗旨决定根本情感依托
把人民高高举起，是所有执政党和国家军队的口号。“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在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上提出来的，这揭示了党和军队的本质。但在此前，蒋介石在庐山国民党军官训练团训词中就有这样的提法，胡宗南的部队进入延安，甚至专门设立“为人民服务处”。然而，提法相同，结果迥异，其中之原因，无他，政治品质起决定作用。
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之初，就确立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性质宗旨，并且以此武装官兵，塑造官兵，使之成为与一切旧军队和军阀军队再不相同的新型人民军队。休戚与共和命运共同体必然把军队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血肉联系”和“鱼水关系”。
有了为人民利益而战的行动，也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江西兴国“扩红”，全县23万人，有9.3万人参加了红军；临汾战役，部队挖战壕需门板，有几十万副门板送到战场，一时间这个地区“夜不闭户”；我军打佳县，全县存粮全部送到部队，不够，群众就赶着羊和毛驴跟着队伍走，战后这里见不到一只羊、一头驴；淮海战役，支前民工携上百万独轮车和担架跟着部队走，战斗打到哪里支前队伍就跟到哪里，陈毅元帅说，“淮海战役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所有这些，可用解放战争时期的那首《支前民谣》来概括：“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亲骨肉送他上战场。”
“人民是靠山”，是口号，更是我军成长过程中坚守的政治观。实际上，包括我们的对手也很清楚这一点，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就说，红军长征胜利的原因之一是“有老百姓的支持”。
进入国家建设时期，子弟兵同样坚守着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人民的利益敢于牺牲一切，必要情况下以自己的生命换取人民群众的生命的信念和价值观。近年来连续发生多起因机械故障而导致飞行员牺牲，有的飞行员原本是可以跳伞逃生的，只是为了避开地面民居而选择了牺牲自己，保全民众。
诚然，有些做法在世界军队中是通律，所谓民众有紧急避险权，而军人必须执行命令，哪怕前面是死亡，只要命令下达也必须扑向死亡。然而，通律背后有动因上的区别，西方军人执行命令是秉承职业要求，而我军除了职业要求，很重要的是人民“子弟兵”的政治属性与情感促使。
正是一次次自我牺牲，而让人民群众在灾难来临时，把希望寄托在军人身上，“关键时刻还是要靠解放军”“看到了军人就看到了希望”，已经成为政府和民众的价值认同。汶川地震中有一首流传甚广的诗《妈妈，别哭，我去了天堂》，其中有一句：“可惜我等不及看到绿色的军装。”军装就是生命和希望，这种文化符号的背后，是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高度信赖。
我军之所以能够赢得人民群众如此信赖，是由其政治品质决定的，因为政治品质决定着利益关系。中国共产党因人民的利益而生，那么其创建的军队自然要保持党的性质宗旨，这是合逻辑的，毕竟军队没有自己的旗帜，党的旗帜就是军队的旗帜。所以，政党的先进性决定着其领导的军队的先进性，这就是我军与中国历史上产生的旧军队不同，与军阀军队不同，与西方国家的职业军队也不同的重要原因。
比如，西方资产阶级军队属于职业军队，因而从军者因职业而来，为具体的利益而来，既然是职业分工，那么在社会大众的眼里，与民众之间不存在感情和利益纽带，只是完成自己的职业要求，获得属于自己的利益，再加上西方的政治理论强调的也是军队要保持自己的良好形象，就必须和政府和社会拉开距离，这样强大与否，起决定作用的只是政府力量，甚至就是财政税收，而非民众的支持。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探索中前行，在创新中发展。当今时代，国际国内政治生态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因此，激发精神力量的内容、方法和措施都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
当下中国，对抗性阶级已经消亡，尤其是利益分配方式已经发生变化，最显著的是执政党不能再采取革命战争阶段的斗争方式，即在开展阶级斗争过程中，直接剥夺一个阶级的利益转向另一个阶级。执政阶段能做的只能是遵循执政规律，努力寻找各群体利益分配的平衡点，且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相互间的利益分配和调整。国际间的对抗，其内涵和形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不能再通过“民族恨”教育来实现精神力量的激发。今天的中国军人肩负着护航大国崛起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新使命，新使命决定新要求。
要找到新的精神力量增长点，必须实现观念和思维的突破。那么，新质精神力量该来自哪里？来自政治素质和职业意识，或者说政治伦理和职业伦理；来自成长为大国军队道路上，通过维护世界和平而生的道义力量，通过开创文明获得的精神升华。这些都是新质力量，需要花大力气培植。然而，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历史条件下，人民军队传承九十年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能丢，我军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红色基因不能丢。军魂永在，军魂不朽！
历史昭示未来，既然中国共产党创立的这支人民军队，做到了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并且把民族的优秀文化品质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有机结合，有效灌注于官兵，使这支军队变得伟大，那么，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国道路上，在继续得到党的坚强领导的前提下，这支具有伟大精神品格的人民军队一定能够再造辉煌。
特约评论员 公方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