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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坐在大银幕前看完自己执导的《金珠玛米》，灯亮的那一瞬间，杨蕊没想到自己心里涌起的竟是极度的寂寞。所有的艰辛，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快乐，所有的欣慰，这一刻都已翻篇儿，等待她的，是下一个全新挑战。
被称为“西部热血史诗巨制”的电影《金珠玛米》，是杨蕊执导的第一部故事片。这部电影以1950年昌都战役为大背景，讲述了一个解放军小战士在执行任务时与当地头人、土匪和差巴之间发生的一段藏区往事，用诗意化的意象诠释了解放昌都、和平解放西藏的真正含义，用一次灵魂的碰撞印证了“金珠玛米”在藏族百姓心里的特殊意义。
涉及政治、军事、民族、宗教，由于题材特殊，这部电影五六年前就开始筹备，经历了剧本立项研讨，数次审查，主演和片名更换，终于拿到公映许可证。
“在电影中我更希望展现人性”
1950年，十八军进藏途中，路桥被土匪炸毁，粮道被断，部队粮食补给困难。十八军某部战士华山因为偷拔藏族群众田里的萝卜，被处以禁闭。为立功赎罪，他跟随指导员向藏族群众借粮，却开始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冒险之旅……
作为西藏的一个门户，昌都是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昌都战役历史意义非同寻常。2015年，在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前夕，杨蕊接过了《金珠玛米》的导筒。
怎样站在大历史观的视角下表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可不可以不浓墨重彩去表现战争，而是更多去关注大变革中人的内心？受美国西部片的启发，杨蕊果断把战争作为背景，“在电影中我更希望展现人性，大时代背景下，面临大的历史变革时，西藏各个阶层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人性碰撞”。
“体现人的尊严是我们的努力方向。现在很多电影对人性的表现都太粗糙了，这部电影给了我一次机会，历史尤其是大变革时期是特别能展现人性的。不管当前的电影市场是怎样的，希望凡是来看这部电影的80后、90后或者更年轻的观众，都能从中看到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感受到电影承载的力量。”拍过一系列与众不同的民族题材电影，除了展示民族的风俗人情、山水风光，杨蕊的片子里更多的还是对人性的探索。
1995年毕业于辽宁大学新闻系本科的杨蕊，在辽宁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担任过纪录片编导。7年后，她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并留校任教。在此期间，杨蕊与日本NHK电视台合作拍摄了纪录片《杂技人生》，还担任第五代导演田壮壮的纪录片《德拉姆》的副导演，并拍摄了记录这次创作过程的影片《游来歌》。杨蕊说，这些经历让她学到了很多，在她后来的作品《毕摩纪》中就渗透着这些感悟。
纪录片《毕摩纪》是杨蕊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作品，第一次把镜头伸进彝族文化中最神秘、最神圣的“毕摩”世界，对她而言，那是一次艰难的影像创作，更是一次心灵穿越。
2002年，杨蕊在北京偶然结识了彝族音乐人吉克曲布：“他跟我说起毕摩，说他来自毕摩世家。”在四川大凉山，生活着依旧沿袭古老传统的彝族人，他们的大祭司叫毕摩。她的彝族音乐人朋友说，千百年来，毕摩靠念诵经文、做法事，来沟通彝族人与天地鬼神的交流。2002年，杨蕊拿起DV，跟吉克曲布来到他的家乡大凉山，“那个地方特别打动我，不是我任何经验里的世界。2004年，我给学校递交了一个拍摄方案，很快就通过了”。
最后一次采风，杨蕊在大凉山待了一个月，广泛调查了整个美姑县所有毕摩的资料，走访了几十个毕摩，最后选择了3个毕摩，也可以说是3类，就是神、鬼、人的代表。从许多文化人类学者的书中杨蕊了解到，神、鬼、人其实就是凉山的一种文化生态，“生活中，这是神，那是鬼，这是我，很和谐”。
虽然是一部表现神灵世界的作品，杨蕊却始终有一个明确的追求：真正走入人的内心。
在《毕摩纪》里，3个原本很符号化的毕摩被杨蕊开掘出了人性中的命定的矛盾，从而有了血肉的温度，有了丰富的情感：招魂毕摩一生都在救赎别人，可是他为了要生下一个儿子，延续神的香火，先后娶了4个妻子，前3个妻子都被他抛弃，并相继死去，他也为此倾家荡产；咒人毕摩是尴尬而悲凉的，社会的进步、肉身的衰老，咒人仪式已经无法存继，曾经的荣耀已经渐渐消失在他虚妄的回忆中，他经常醉醺醺地闯入别的法事，在疾病、无奈和落寞中消磨着生命；村官毕摩自负而常常被欲望所牵，是个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爱跟男人们吹牛，因为不善于与人沟通，又常常承受着误解、责难，但他不会改变而是借酒来发泄，无奈地挣扎在各种角色之间……
大凉山的胸怀
在大凉山参加吉克曲布家族聚会的时候，杨蕊发现十几岁的小孩不会说汉语，但是背起家谱来，背起史诗来，背起彝族的谚语来，如数家珍。“你到那儿之后就会有一种感觉，这个地方有一个闭合的文化系统，有自己的文化教育方式，跟外边的完全不一样，但是却有一种特别的文化自足感。”后来杨蕊多次走进大凉山，越来越能感受到吉克曲布身后那个群落的吸引力在触动她的灵魂。
西服、手机、金钱意识……在《毕摩纪》里，杨蕊并没有刻意强调“强势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带来的不和谐，“因为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自信。凉山是有胸怀的，不管你八面来风，我径自一路而去。在这样的自信面前，何须用悲悯的视角？”在杨蕊看来，一种历史、一种文化能够延续至今，它就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能够容纳、吸收并消化很多不和谐的、破裂的东西，而且还能够将自身文化的主流延续下来，“血脉里的东西是断不掉的，哪怕在一段时间里出现断层，它一定会重新接上，或许还能呈现出另一种新面貌”。
在大凉山，所有的仪式都是等来的，组织搬演不来，“你利用不了人家的虔诚，要拍他，你一定要很虔诚地去拍。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拍了，我想请毕摩念一段婚丧嫁娶时候的经。他会说，‘没有婚丧嫁娶呀！’我说‘那你给我们表演一下，比如说结婚的时候。’他说‘现在没有结婚的呀。’‘那你说你能给我们表演什么？’他说‘你们是客人，那我们给你念一段迎客的经。’”杨蕊说，他们就是这样的，你不得不尊重他们。
在《毕摩纪》里，杨蕊想表达出自己对那里的理解和对那里的人们的敬仰。她在“导演阐述”中写道：“2002年至2005年间七进凉山，目睹人生人逝，物在物非，对那片土地我有深深的爱，他们曾经给了我很大的滋养，拍摄的过程，是整个摄制组与彝族群落感情交汇的过程，我无法把情感淡漠，只想诚惶诚恐地把自己的爱投射进电影。”
“所有少数民族身上，都有我们未曾了解的、能打动我们、震撼我们的东西。”杨蕊是回族人，少数民族的血统让她对少数民族非常关注，因为有很多感同身受的东西。
杨蕊说，2013年拍摄的展现佤族人民生活状态的微电影《图腾之旗》，从最原始的狩猎到集市的产生，中间还穿插着爱情故事，全片最吸引人的是一个站在高山上不停击鼓的佤族人，他全身只围着一块兽皮，皮肤上的文身清晰可见，颇具地域性的装饰也令人大开眼界，这场击鼓的戏足足拍了两天，“这个人物代表着一种力量，他全身的每一块肌肉，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这个民族的力量”。
而在《金珠玛米》里，杨蕊要做的就是用好莱坞类型片的结构将独特的民族精神内核释放出来。
第一次到昌都采风，杨蕊才发现这是一个之前没有剧组涉足过的地方。这片神秘苍凉的土地，彻底颠覆了以往她对西藏的各种体验和想象。
接拍《金珠玛米》的前一年，杨蕊曾作为旅游者去了拉萨，当时让她印象最深的就是西藏人的安详。
杨蕊说，拍完这部电影，再问剧组所有人，天堂、自助游、骑车去西藏，大昭寺的人生感悟，拉萨八廓街的玛吉阿米“文青”留言，大家对这些童话般的概念都有了新的理解。
2015年6月8日，一开机剧组就上到海拔5260米，拍解放军从四川过雀儿山，大队人马在山顶正好赶上大雪，在片中真实复现了当年的场景，但高原反应一天就放倒了6个。“现在想来，幸好那场戏放在刚开机，大家都充满斗志，如果放到后面就使不上力了。”杨蕊说，深入西藏拍戏，高原反应给剧组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忠诚于自己的表达”
拍民族题材的电影，一直有两个误区：一味猎奇和自说自话。作为一个旁观者怎么去理解融入当地的文化？东西方学者关于西藏的传记，十八军的历史资料，都不同程度开启了杨蕊的思路：“藏语‘金珠玛米’的原意是‘打破锁链的人’，特定历史背景下，一群理想主义者进入一片陌生的土地，引发各种价值观的碰撞和冲突，这正是吸引我也是我想拍的”。
为了让《金珠玛米》真正“落地”，杨蕊说服“康巴三部曲”的作者、康巴藏族作家达真加盟编剧团队，当剧本改到第12稿时，藏族表演艺术家多布杰终于答应出演片中为他量身定做的“藏族头人”角色。
为了在片中表现人性的深度，杨蕊一开始就锁定了功底深厚的舞台剧演员，而要拍出西藏生活的质感，藏族演员又是最佳的选择。几经周折，多布杰等西藏话剧团的几个台柱子最终硬是被杨蕊“抢”进了剧组。
杨蕊的几部片子都选择了在别人看来“吃力不讨好”的民族题材，去偏远地区拍片成了她的工作常态。
在杨蕊看来，衡量一部电影的意义和价值的，并不只是票房，而是它在电影史上的位置。《毕摩纪》刚拍好时在圈外可以说是默默无闻，5年后随着民间放映的兴起，价值开始显现，2015年更入选新中国成立后20部人类学民族志电影。
《翻山》是杨蕊拍的另一部纪录片，去年在中国少数民族电影文化高层会议上，中外学者一致肯定了它在少数民族电影叙事上的极大突破。
《翻山》在北京当代百老汇影院放映了一年，清华大学成立专门课题组跟踪调研并写下了《电影是什么——实验电影<翻山>研究》一书。“所谓文艺电影不是文艺腔电影，而是它在主题表达上，历史观价值观上，叙事方法上，电影语言上有突破，对电影史有革新和推动作用。”杨蕊说。
“我在云南拍摄了4年，随着在那里的感受、和当地人关系的变化，我也在成长，我将这种成长的心路历程融入影片。”2010年2月18日晚，入围第60届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单元的《翻山》在柏林首映。
“以前我拍的纪录片比较封闭，是在展现民族风俗，比较人本主义，到了这部电影，抛开了民族和猎奇，进入生活中无法控制的状态。我不想给观众一个具体的故事来调动他们的喜怒哀乐，希望《翻山》能让他们去体会自己在生活里无法抓住的一些感觉。它不是大众电影，不能获得广泛的生活层面和情感层面的共鸣，但我也希望真正坐在电影院看这部电影的观众，能够进入自己的内心。”
其实对杨蕊来说，她的每部电影都是在“翻山”，“我的性格里有比较‘轴’的一面，开弓没有回头箭，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都要忠诚于自己的表达。”
2003年跟田壮壮拍《德拉姆》，从云南跟随马帮一路走到西藏，进藏第二天，杨蕊就摔了，脚肿得透亮，硬是咬牙坚持下来；拍《毕摩纪》时遇上洪水，100多人在山上下不来，住在茅草屋里，睡在草垫子上，苦中作乐。拍摄以佤族英雄为主题的国家人文地理微电影《图腾之旗》时，由于拍摄地点都在深山老林中，所以摄制组经常要先开车，然后再走上三四个小时，才能到达片场，异常辛苦。
在西藏昌都拍《金珠玛米》时条件就更险恶了。为了再现上世纪50年代初的西藏山谷，得避开各种旅游和现代气息浓郁的地方，把外景地选在了相对闭塞的昌都江达德登乡。从2015年6月初到8月下旬，剧组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方拍摄了两个多月，前后300人进进出出多次，撤离的时候不到50人，杨蕊自始至终都在坚守，哪怕是因感冒引起急性肺水肿咳得说不了话。
“那种龙卷风是你在内地不可能看到的，巨大的乌云就在天边，卷着就过来了。”环境艰苦，但景色壮美，在这部电影中，有雄伟壮丽的草原奇观，少数民族的狂欢仪式，龙卷风中追逐马群的激情飞扬，还有马、秃鹫、雪山、冰川、湖泊等元素，鸟瞰镜头震撼人心，而面具、祭祀、族群仪式等让这部电影颇具异域神秘感。
尽管《金珠玛米》大胆走了类型片路线，但在杨蕊看来，在精神气质上它和自己以前的作品是一脉相承的。杨蕊说，这部电影在众多商业片中很有一股“雄浑的泥石流的势头”，希望上映之后能够吸引更多观众关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过这部电影让观众意识到少数民族身上的活力、单纯，加深对人性的认识、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