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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肿瘤内科大夫，林德树平均每个月都有两个病人去世。死亡对他来说再熟悉不过，可真正和死亡近距离接触时，他依旧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那是位因罹患食管癌去世的老人，开朗、乐观，还见义勇为救过落水者，“特别配合治疗，说自己不想死”。直到去世当天，林德树去病人家里随访，衰弱的老爷子还用尽全力拉着他的手问，最近尿不出尿，喝不下水，该怎么办。
当晚，老爷子的女儿发来信息，说人不在了，林德树随即陷入自责。整整一晚，他不停问自己，“如果医疗条件再好一点，医术再高一点，老爷子能不能多活”。抱着这样的愧疚，他出现在老人葬礼上。
林德树第一次真正把病人送到生命的终点。此前，这位大夫的最大使命，就是拽着病人，向死亡相反的方向跑，在那之后的4年时间里，他参加了40多场葬礼，祭奠的对象全是他主治的患者。
他所在的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第三人民医院是一家二甲医院。大部分在肿瘤内科住院的患者，都被更高级别的医院认定只能保守治疗、尽可能延长生命。
在这里，死亡的阴影很难逃避。林德树曾经觉得，用尽了医疗手段，病人“也只能拖延一段时间”。有的晚期病人每次咳血，都在病房里大喊大叫，打电话唤来所有亲友，一一告别。有的患者癌细胞转移，压迫神经造成疼痛，吗啡都无法缓解，家属急得拦着林德树不让走，叫嚷着“再想想办法”。
绝望的氛围里，林德树跟着他们一起着急、无奈，甚至怀念急诊科的见习生活，“病人能躺着进来，走着出去，充满成就感。”
林德树曾遇到一位年轻的病人，有通过手术根治癌症的希望。林德树兴奋地带着病人去温州的大医院检查，结果却空欢喜，癌早已扩散。回来的车上，他迟疑半个多小时才发出声音，“没事，继续靶向治疗，不怕。”长久的沉默后，患者憋出一声带着哭腔的“嗯”，林德树根本不忍心直视对面的眼睛。
在肿瘤内科找到意义的过程缓慢而悠长。他主治的一位小细胞型肺癌患者，原本只有两个月的预计生存期，但化疗效果出乎意料，癌细胞缩小到看不见，咳嗽停止，出了院。林德树去家里随访，老人就在树下和孙子下棋，坐在厅堂里和家人大笑着吃饭。老人还兴奋地拉着林德树去自己的院子里，指着自己新种的西红柿和青菜。
第10个月，老人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下降，继而离世。但在葬礼上，林德树惊讶地发现，家人们的脸上没有遗憾。后来，这些人和他说，在“争取来的8个月”里，和老人度过了很好的日子。
他渐渐明白，当医疗手段有限时，医生的责任，就是帮助患者尽可能享受剩余的时光，让他们有尊严的生活。他开始鼓励身体稍好的病人走出去，爬山，看电影，和家人一起聚餐，“把自己当成糖尿病、高血压一样的慢性病人。”
这些努力往往在医术之外。林德树开始在接待病人前，先和家属沟通，问清病人心理承受的能力。如果面对的是一颗紧张又敏感的心，林德树和同事就在他的档案上黏一枚苹果的贴纸，意味着告知病情需要尽可能委婉。
他也开始学着聊天，和病人聊，也和家属聊。他聊天时不再像主管医师那样冷冰冰地问话，而是朋友一样闲聊。他会问病人水果甜不甜，和家属聊工作、生活，听他们回忆和病人珍惜的过往。
有些患病老人的子女来得少，他找着机会和年轻人描述父母在医院有多么孤独，需要陪伴。有老太太养育了七个子女，却都不肯承担母亲住院的费用，林德树拿起电话把他们吼到医院，问他们“有什么比母亲的命更重要”。
林德树说，大多时候，自己只是陪他们走过的生命最后一段旅程。他见到过老人明明疼痛难忍，哭着哀叹自己花了子女太多钱，在子女面前，却又总装做没事，喜笑颜开。他也见到过儿子连公司都放弃，带着癌症转移的老父亲，跑遍上海、温州所有大医院，硬生生撑了四年多。老人最后实在无力走路，儿子就背着半昏迷的父亲，在温州的大医院一个个科室走过去。
他能做的事情依旧不多，最多再为贫穷的患者配尽可能便宜的药，开着车去那些身体不好的病人家里随访。
死亡依旧会如期而至。但林德树不再只是伤感。他说如今参加患者葬礼的理由是“尊重”。在见证了病人和家属为生做出了那么多的努力，他觉得他们值得敬意。
在他参加的40多场葬礼里，大部分逝者“都没有遗憾”，家属也平静地接受现实。他可以悄悄到场，鞠躬，默默离去。
总穿着白外套，黑西裤的他来到葬礼的现场，掀不起任何波澜。家属见到他，也不会有任何吃惊。用林德树的话说，“我们早就是朋友”“送朋友最后一程，再正常不过了”。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程盟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