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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有志愿者告诉我，有市民希望下午1点半来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捐款，让我们转交给那些幸存者。”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有很多人走进影院去关注这个群体，这是好事。”
8月14日，我国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二十二》上映。片中的22位老人，如今在世的仅有8位。而就在纪录片上映前夕，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黄有良去世，享年90岁。
导演郭柯表示，该片除成本之外的盈利将全部捐给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用于对这个问题的历史研究及幸存者的资助。担任该研究中心主任的苏智良正是《二十二》的影片顾问，他同时也是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馆长。
“现在加上新发现的和不愿意公开的一共有14位幸存者，平均年龄在90岁以上。战争的创伤让她们身心受到很大伤害。”苏智良告诉记者。
2013年，他首先向郭柯推荐了90多岁的韦绍兰。“为什么首先推荐韦绍兰？因为她的经历，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观察也是非常重要的典型。当初她被抓到了慰安所，逃回家以后发现怀孕，最后生下了一个日本孩子，孩子从小受到周边邻里的歧视，却和韦绍兰相依为命过到现在。”苏智良说。
苏智良记得，郭柯到毛银梅老人那里拍摄，曾给他发过一张照片。“我数了一下他们团队有26个人，我有点肃然起敬。我也跟好多电视台一起拍过纪录片，一般就两个人，最多4个。郭柯动员了26个人认认真真拍这部纪录片，他是把这个当作事业。”苏智良为郭柯提供了自己调查得到的信息，有时候也会和郭柯讨论该怎么看待这个群体。
为了调查研究，苏智良去了日本20多次。根据他的观察，对于“慰安妇”问题，整个日本社会有倒退趋势。“在上世纪90年代，一批有良知的学者首先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公布了真相，然后促使日本政府进行调查，并且发表了‘河野谈话’，‘慰安妇’的内容也进入了历史教材。但是随着日本民族主义的抬头，这些方面试图在弱化，右翼的言论越来越猖獗，像《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关于‘慰安妇’的报道被强制取消，电视、媒体上也很少有消息。”
在聚焦“慰安妇”制度受害者长达20余年的研究旅程中，夫人陈丽菲是苏智良的有力陪伴者。
苏智良告诉记者，他自己精力充沛一点，“外面的活动做得多一些”，但是和受害幸存者面对面访谈的工作，得由陈丽菲完成，“这是对老人的一种尊重”。“她比较细腻和专业，通过资料核查设问、陪伴聊天、清场、佐证展开等很多环节进行，很多历史细节与信息，逐渐可以得到展现。当然也很痛苦，老人讲到伤心事肯定会流泪，她经常会陪着流泪。这个也没有办法，我们要了解历史的真相，必须要得到一些真实的信息。”
苏智良说，除了老人的口述以外，他们也会借助其他途径来印证。比如说浙江金华有一位老人，90多岁了，讲述她是在金华受害的。苏智良夫妇查阅文献、实地勘察，证实当地确实存在老人家所说的3个慰安所，从而证实老人受害的事实。
自1995年起，中国大陆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发起的控告日本政府的起诉案，原告方全部败诉。苏智良指出，“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的申诉路，“从日本法院的角度来说闭上了大门”。
“为什么要研究‘慰安妇’问题？为什么要研究（日军侵华的）暴行？我感觉这样的苦难、这样一个群体，是我们自己缺失的历史，中国人自己必须要把它搞清楚，所以我们一直坚持到现在。”苏智良说，在全国研究“慰安妇”问题的学者还是比较少，如今自己的研究主要依靠学生们。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有一张表，记录了上百名学生的名字，从本科生到博士生，都曾在20多年间跟随他研究过一段时间，有长有短。苏智良感慨：“这是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本报北京8月1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