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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最近在讨论的事情，老让我有点恍惚，不知身在何年何月。
比如说，拆雕像：内战时候纪念失败的南方军将士的雕像，要拆吗？南方军统帅罗伯特·李将军的雕像，要拆吗？给美洲大陆带来殖民者的航海家哥伦布的雕像，要拆吗？
看电视，在弗吉尼亚州，为了保护罗伯特·李的雕塑不被拆除，白人至上主义者挥舞着纳粹旗走上街头，到激动时，开车碾进了正在进行反种族歧视游行的人群；现实中，亚特兰大，离家300米的公园里，南方军将士的纪念碑则早已被愤怒的反种族歧视人群泼了漆。
我们去公园里散步，特地瞻仰了一下泼漆现场。雕像已经清理得干干净净。一辆警车守在那儿，颤颤巍巍的白人老大爷站在旁边，显得很悲伤：“他们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
大爷伤心，因为纪念碑上寄托了老一辈南方人对本地传统的怀念；而泼漆者愤怒的是，在年轻人的心里，南方军的雕塑与邦联旗普遍代表着另一重含义，是对传说中那个白人至上、奴役并排斥其他种族的“光辉时代”的怀念。
每一方都有充足的理由，每一方都在跟自己人一次次交换意见的过程中越发坚定信念，每一方都有极端人士不放弃暴力……
我从未见过社会撕裂至此。
但也许只是此前，少数族裔被“政治正确”的准则保护得太好了。在纽约大学研究种族主义20多年的心理学教授埃里克·诺尔斯告诉《华盛顿邮报》，从他的研究看来，美国人的偏见水准，这些年来没有多大的变化。
唯一值得注意的节点是什么呢？
是可以随随便便把墨西哥人说成“强奸犯”的特朗普总统的当选。
诺尔斯教授认为，那就像是一个信号，告诉许多人，不用顾忌会不会伤害少数族裔，你对他们有多少偏见、多少惧恨，可以随意表达。这个社会是可以容忍这种白人对其他人的仇视的。
于是，当左派知识分子精英在理所当然人人平等的小圈子里讨论着性别偏见、全球变暖、LGBTQ等议题时，白人至上主义者已经在论坛上彼此吐槽，发展壮大，二战集中营里的焚化炉都成了年轻人凸显个性的玩笑话。
直到他们同仇敌忾地走上街头，扛着纳粹旗、喊出纳粹口号，人们才恍然大悟，白人至上主义者并没有此前大众以为的那么少。
当文明的准则松动，偏见是可以这样一点一点连成片的。
从前，我在参观亚特兰大民权博物馆的时候，最为佩服美国人对历史教训的铭记。黑人平权运动时期的故事、录音、影像、数据都一一呈现，你可能提起一个道具电话，就能身临其境地听到50年前人们发出的声音；也许你走近一间展室，就会听到有人在问：“如此基本的权利，为什么得有人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人文的价值在这里彰显，过往因偏见而生的悲剧被一一记录，我总以为，记住了那么多可怕的事情，人们能引以为戒了吧。
然而，50多年过去了，当现实的焦虑涌起，偏见依旧如新。
“不要以为国家的进步是理所当然的，也不要以为下一代人一定就会胜过前辈”，耶鲁大学社会心理学家詹妮弗·里奇森是这么说的。
她发现，读过“白人很快将成为美国少数族裔”这样的材料后，白人青年表现出的焦虑与种族偏见，并不比老一辈白人来得少。
“这不是某种发自于内心的邪恶，而是（种族歧视的）环境、空气和土壤在那里。”
可平和的思考似乎也成了这个时代的稀缺品。有人遭遇现实困难，相信自己的种族饱受迫害，不惜拾起纳粹的旗帜；有人想要维护平等文明的价值观，却不假思索地将他人持不同意见的原因归类为道德的邪恶与智识的缺陷……
可怕的不是意见相左，而是每一方好像都没耐心去听对手在说什么。
只有相似的愤怒，一次次重复，一次次扩大。
我所在的城市亚特兰大，是历史上的南方首府。由于种族问题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如今是全美阶层流动性最差的城市。
即便如此，晚饭后到附近的公园散步，还是能看到精英模样的白人与黑人一身装备地跑步，南亚裔、中东裔的女性带着孩子在草坪上嬉戏，还有人畜无害的流浪汉在翻垃圾桶……看起来宁静安详，俨然是个多元、宽容、满满都是美国主流价值观的世界。
可是现在你知道，偏见埋藏在人心里。
你不知道有多少人接纳那种近乎“势不两立”的激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们就会发酵成仇恨。
我想起去年此时，自己还全然不了解这种激烈。那时，这里的总统还是一个黑人。极右翼被认为是极其边缘、不会再对社会有影响的历史遗迹，特朗普正在参选，很多人不把他当回事，也有很多人乐观到以为他带来的顶多也就是经济上的改变。
大街上隔三差五就有抗议游行，大家表达完自己的意见，跟参加完了派对一样，嘻嘻哈哈地回家，并不担心意见相左的路人会激动到对人使用暴力。
我甚至想不起来，现在的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原来“潘多拉魔盒”的打开，也不过是转瞬之间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