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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说，邢威敏是个“彪子”。
在她老家山东威海，这个词形容一个人傻。她总是给各种各样的人捐东西，从棉衣棉裤到珠宝首饰，她都捐出去过。她捐给别人的衣服是全新的，自己的两条白色裤管上却都撕开了口子。“现在不是都兴乞丐服嘛，我这裤子穿了5年，挺漂亮的。”
她守着威海市环翠区统一路上的冰柜，卖了40多年冰棍。退休后，她又兼卖儿童服装。每月收入6000元左右，她却给小学捐成本价1万元左右的棉裤。过几年再去捐运动服，孩子们都喊：“棉裤奶奶又来啦！”
九寨沟地震两天后，她捐1万元。逢年过节，她也凑个热闹。街坊邻居看到她捐献，劝她：“现在的人抢都抢不着，你还从家里拿东西。”可是她连母亲的遗物都捐。
母亲临走留下2000元现金，被她捐给了居委会——这是她的第一次捐献。母亲的项链和手镯，也被她拿到金店卖了，买衣服捐给汶川灾区。除去一对耳坠，能捐的都被她捐完了。唯一叫她恨的，是母亲放在她那儿的3万多元存款，被朋友骗走。官司打了将近10年，钱还没追回来，要不早该捐了。
附近镇上的几户人家曾接受过她的捐赠，上门给她送鱼，她转手就把女婿送的“能录能唱”的音响设备送给人家。女婿跟她说，“妈，你真行啊，刚给你买的你就送别人了”，她感觉女婿有点不太高兴。
邢威敏的女儿说她“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女婿回忆，邢威敏搬家时，不舍得买家具，客厅连沙发也没有，就让木工做了几张床充当沙发。
“她不喜欢打麻将，不喜欢出去旅游，到现在她也忙。”邢威敏的好友姜爱萍说，在她看来，邢威敏在工作上也“彪”极了。
邢威敏的女儿在12岁之前和她不太亲近，因为她卖冰棍都“没有点的区别”。夏天生意好的时候，装钱的包都是满的，半夜还在灯光下数钱。
可是钱哗哗地流进口袋，又哗哗地流了出去。连因为捐献获得的锦旗，也在她搬家的过程中遗失了大半。她不记得退休工资卡的余额，花钱最多的地方是给自己和老伴治病。
姜爱萍说，邢威敏曾经是远近有名的“一枝花”。可是她没搽过雪花膏，花衣裳也没穿过几次。
“文化大革命”以前，她是家里的老大、“惯孩儿”，长辈们都宠她，“什么好衣服都穿过了”。但母亲对她管教严格，总爱跟她讲书上“艰苦朴素”的道理。
她还记得，大连的姨妈寄来20多双鞋子，她和弟弟、妹妹每人各分到一双布鞋和皮鞋，其它全让母亲给了自己的学生，那些没有血缘关系的“宝贝孩子”。
母亲早晨上早自习，晚上不是备课，就是家访。有学生母亲早逝，父亲照顾不过来，她总让班干部去看看，捎点饼干、药。而对邢威敏，下雪天做的棉裤做多了，母亲永远要拿走多余的，只给她留一条。
那时，她不理解过，甚至从小就“膈应”母亲。“你不是我妈，你是我后妈。”她气得和母亲大吵一架，怎么也想不通“应该服务自己”的母亲为什么要去“服务”别人。
这一积怨延续了很长时间。父亲过世后，她把母亲接来住了30多年，却因脾气暴躁总发火。母亲只好把晚年捐物的事儿瞒着她，而她也从不过问。
直到母亲病重住院，她发现以前母亲的同事、学生都争着轮班。问起来，都说母亲帮助别人的事。她这才理解了母亲这些年所做所为。
临走前，母亲还不忘嘱托她捐掉3万多元的存款。“这个钱既然你们姊妹三个都不要，我能不能捐给我最困难的学生和小孩。”每当回忆起母亲临终，邢威敏都会哽咽。
“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妈。”整理遗物，翻到母亲的回忆录，上面赫然写着母亲的记录：某年某月，我的大女儿又发火了。她“恨不得钻进地洞里去”。
现在，她想着完成母亲的使命。尽管30岁就心脏病、糖尿病缠身，还曾做过支架手术，她觉得生病有报销，血糖高吃不了好的，和老伴1个月1000块钱就够花。
“像得我这个病的，好多都走了，但我66岁还能干活。彪就彪点吧，要彪我才能干活。”邢威敏还想把捐献的习惯传下去。外孙女和她一起生活到小学三年级，从小就听她念叨“多做善事”“善有善报”。但是，今年上初中的外孙女因为“学习”和“特长班”放弃了小时候做过的蝴蝶结义卖，而她的女儿支持她的行为，但自己“不感兴趣”。
邢威敏不觉得意外，因为自己曾经也是那个不理解母亲的女儿。但现在，她夏天穿的上衣只有30多块，裤子20多块，两套衣服翻来覆去地穿。她老想起生前没有几套衣服的母亲。“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我觉得现在就和她一模一样了。”
实习生 林子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