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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庆华来到车道村已经两年了。
2015年10月，傅庆华被选派到安泽县和川镇扶贫第一线，担任车道村“第一书记”。这时他已经年过半百。
刚刚午休完毕，傅庆华套一件白色背心，穿着松松垮垮灰色大短裤，脚踩一双蓝色塑料拖鞋，从村办公室旁边那间窄窄的隔间里走出来。他扯了扯衣角： “这才是老百姓的衣服，穿成你们这样，他们不愿意跟你说话的。”
40多年前，17岁的城市青年傅庆华后悔了。
1975年，与那时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一样，家住临汾市区的傅庆华响应号召，热情昂扬地下乡了。可是还没待几天，他就后悔了。这里没有理发店、没有洗澡堂，只有漫山遍野的玉米地，是超乎以往生活经验的存在。他，只想立刻回家。
他不会想到，在他往后的人生里，他用双脚，丈量了中国农村的许多土地。
“他们落后、憨厚、可亲”
傅庆华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洗脸刷牙，而是打扫村委办公室门口的那段马路。
这条马路于2016年11月竣工，当时傅庆华否决了村干部提出的雇人清理马路的提议，自己带上村干部，拿起扫帚，大清早出现在新修的路面上。“就是想唤起村民们的集体意识，村子就是自己的家，不能动不动就谈利益。”傅庆华这一招奏效很快，第二天、第三天……慢慢地，那些跟在后面围观的村民陆陆续续加入扫马路的队伍。
年轻的“第一书记”吉明明，在这方面的想法与傅庆华不谋而合。当村里新修的路桥面临没人打扫的问题，吉明明二话不说地拿起扫帚，想和村民们一起完成这项任务。
虽然村民有时会偷懒，但心底也有真诚。村民们的鸡“笨”，两三天才能下一个蛋。他们自己不舍得吃，攒上几个月，等有二三十个，就用塑料口袋装好送到傅庆华的住处。
村民们的真实可爱总让傅庆华难以拒绝。傅庆华用三个词形容中国的农民：落后、憨厚、可亲。 “他们很真，”傅庆华说，“二三十个鸡蛋，城里人拿不出手，他们却能这么干。”他去过许多农村，在他看来，农民们眼神里流露出来的那种东西，是最真的。
“我种了一辈子地，还用你教？”
现在能吃上村民们自己种的大米，傅庆华很满足。
在安泽县，水稻是车道村的特色。去年6月，傅庆华提出“233”工程——“每户养两头猪，垣地三亩谷，川里3亩稻”。很多年前，傅庆华就开始惦记着村里几条哗哗流淌的河。“这水白白流淌了这么多年，我就想不管用什么方式，得把这儿的水利用起来。”
傅庆华最初的设想是养鱼，但养鱼的辐射面太小了，顶多一户两户养。后来灵机一动：“东北都能种大米，为啥咱们这里不能？”据他考察，早在1964年，离车道村几十公里以外的沁源县就有人种过水稻，傅庆华暗地里思忖着，这事儿能行。
村里的老百姓祖祖辈辈靠种玉米为生，哪能接受水稻这种新鲜玩意儿？于是傅庆华从村干部入手，试种了几亩地。如傅庆华所料，成果喜人。老百姓尝到了甜头，也跟着种起来。今年第二季的水稻种植刚刚结束，微风拂过村办公室门口的稻田，翻起绿色的波浪。
安泽县议亭村小学的办公室里，十几平米的房间涵盖了所有的生活起居。“第一书记”吉明明在早晨六点多便起了床，他一如既往地在脖子间别上一条毛巾，戴上草帽，径直往新培育的土豆田里走去。
“我们不带头的话，村民怎么敢放心种呢？”吉明明感慨道。议亭村村委主任刘峰说：“村民不怕干活，就怕东西没有销路。”
“一村一品”是安泽县政府为了脱贫工作而制定的调产政策。在吉明明来之前，议亭村尝试种过红薯、烟叶，但因没有销路都黄了。所以许多村民都对后来“第一书记”的调产工作比较排斥。
石渠村第一书记曹云选择大田西瓜作为村民脱贫的路径。但是几乎一辈子都在农地里忙活的村民，思想上却转不过弯，即便放弃原先的作物，勉强种上了西瓜，也不愿学习新的科学种植技术。第一年结出的瓜很小。后来，曹云在座谈会上对村民加强培训。整日忙活在田间地头的村民对这个31岁年轻人自然不服气：“我种了一辈子的地，难道还用你教？”
曹云明白村民们心里的嘀咕，所以请村支书、村长一起帮助召集开会。习惯了粗糙的玉米种植手法的村民，开始精细地培养大田西瓜。很快，改进了种植手法的大田西瓜的个头和产量就上来了。石渠村的西瓜在安泽县也渐渐有了名气。
“我们欠老百姓的太多，是来还‘债’的”
睡得晚，起得早——这大概是安泽县“第一书记”们的普遍作息。
年近60岁的傅庆华还是个“夜猫子”，保持着每晚一、两点睡觉的习惯。自学过资本论与哲学，他每晚睡前，都将一天下来的工作和思考一一记录在工作日志里。正在规划中的文化长廊，尚未完工的水上舞台，即将开工的便民店、洗澡堂、理发店……时时刻刻牵动着傅庆华的心。他致力于“从人的角度制定扶贫策略”，关心村民们的日常生活，希望给村民们提供更多与人的权利有关的东西，“村民们要活得有尊严，才能没有怨气。”
当“第一书记”的这两年来，傅庆华的日志写了满满的六七个本子，在工作台上堆成厚厚的一叠。放弃了追求物质和娱乐、金钱和名声，这几本日志成了他最宝贵的财富。
傅庆华酷爱摄影。肩上挂着的一台数码相机，成为了他每天在村子里转悠的标准配置，“相机可不能离身，看见什么美好的东西就给拍下来。”
车道村村民的客厅里挂着傅庆华拍的照片。那是去年腊月二十三小年夜，傅庆华召集村民们一起庆祝，几乎全村百姓都来了。杀了两头羊，把锅架在水稻地里熬羊肉汤，村民们吃着自己种的大米，互相说着吉利话。傅庆华拿出自己的相机给大家拍了一张大合影。一个大娘用漆成蓝绿色的木制旧窗框把照片裱起来，和孙子的周岁照片挂在一起。
30年前的一天，傅庆华和几个同事来到临汾市永和县的乡村取景。这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村子里不通车，不通电，道路上的泥土积起一尺多厚，他们的车在泥泞的路上颠簸，宛如一只风浪中的小船。眼前的场景，又唤醒了傅庆华少年时在乡村插队的记忆。他没有想到，在改革开放的浪潮正以铺天盖地之势席卷整个中国时，竟然还有这样一个角落，仿佛被现代文明所遗忘。村里的老百姓从未见过外来的人，眼巴巴地盯着他们。那眼神质朴又胆怯，像刀刻一般，深深地印在了傅庆华的脑海里。
傅庆华觉得，中国的农民是善良的农民，“他们质朴、坚韧”。但乡村地区往往地处偏远，与世隔绝一般，商品经济对他们的影响微乎其微。“我们欠农民的太多了，我是来还债的。”傅庆华对记者说完这句话后，双唇紧闭，挂在鼻翼两旁的法令纹和额头上的沟壑清晰可见，眼角褶成了鱼尾状。
“起码四年不能走，四年一定会有大的、本质性的变化。”这是傅庆华在研习许多宏大概念后，想在两届任期内达成的目标。他背着相机，微微驼着背，继续在山间的村路里走着，脚下是绿水青山，头顶是蔚蓝辽阔的天空。
（四川大学 杨锦曦 中山大学 林宛霖 浙江大学 诸未静 沈阳农业大学 王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