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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焕财是个农民，但他经常梦到自己弄丢了摄像机。
许多次，梦中的镜头看起来特别美。一旦张焕财想抓拍到这些画面，就会发现怎么也找不见摄像机了。身旁的恶人偷偷把机器顺走了，自己粗心大意把机器弄丢了，就算好不容易拍下了画面，片子也总是花的。
张焕财发疯似的找啊找，终于吓醒，才发现不过是噩梦一场。可他往往没法继续睡下去了。凌晨4点多，他和妻子就要起床洗漱，穿过一条路灯稀疏的狭长胡同，走进自家在西安城南某农贸市场的劳保用品铺。铺子藏在市场的西南角，顾客要在呛人的花椒味中摸索半天才能找到。食堂采购员早晨来买菜时，习惯顺手在铺子里买些手套。
无论是在铺子里还是梦中，摄像机都是张焕财最要紧的东西。这个至今在老家还有4亩地的农民，已经用家用摄像机拍了12年的纪录片，镜头里出现的大多是和他一样的农民。
张焕财走到哪里都手不离摄像机。从春夏秋冬的农村风光，到邻里之间的随意攀谈，他把什么东西都往摄像机镜头里装，还包括一次作废的村委会选举。最近一次剪好的纪录片，是关于西安曾经的西万路“人市”（即劳务市场——记者注）。那部片子，他拍了整整6年。
“他能轻而易举地获得表现的能力。有时，他能直接把镜头转向身边的村民，肩并肩地进行拍摄，就像林子中的一棵树在看另一棵树。”独立纪录片作者吴文光评价。
上世纪末，张焕财就在“人市”找工作，对农民工的谋生不易深有体会。他看到躺在街边睡觉的民工被闲人翻遍了口袋，其他人敢怒不敢言，却调侃眼前的一幕说“像是医生在给人做手术”。还看见准乘7人的小面包车被包工头硬塞了19个人，民工踮着脚尖，把身子拧成了麻花形状。
可是最后，张焕财把那部纪录片取名“西万公司”，因为那里的民工向往“铁饭碗”，“这代表了一辈农民工心里潜在的愿望，那个深深埋在进城农民心中的美好的梦。”
这个梦也扎在张焕财心里。他希望拍出个“轰动世界”的片子，不再打工，安逸地生活。2005年夏天，他第一次花3000多元买了个掌中宝摄像机。为了拍到黄灿灿的麦子，张焕财刚从数码商店学会开关机和拉伸镜头，就一头扎进了秦岭。
由于不懂摄影技巧，拍出的15分钟短片晃得厉害。数码商店的人好奇，这样的片子为什么还要刻成光盘，张焕财的回答是“想得奖”。谁知道人家直接说起了风凉话：“你要是能得奖，拉登早就抓住了。”
可直到现在，张焕财依然激情不减当年。为了方便照顾生意，他一般把来访者约在铺子里。顾客在挑选雨鞋时，就会奇怪地发现一个土里土气的男人坐在板凳上，大谈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和什么是好的空镜头。
张焕财选择拍摄农民，是因为参与了中国民政部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联合发起的名为“村民影像计划”的培训项目。在这个项目中，报名者只需证明自己是农民，写明为什么希望加入即可。洋洋洒洒写下自己庞大的拍摄计划后，张焕财入选了。
3天速成学习后，张焕财知道了拍摄距离不能小于1米、摄像机顶住身体可以稳定画质等基本常识，“原来以前自己都是瞎拍。”
之后的纪录片中，张焕财呈现的镜头让城里人大吃一惊。
他曾把镜头拉近，用整个画面呈现厚厚的双手和一穗穗的麦子，试图表现农民劳动的艰辛，他也曾记录下农村的美好。“我不是把劳苦冲淡了，是用现实的美美化它，就像浓雾一样，让外人看起来，农村的生活也不苦。”
在他的记录片里，有一位农民从远处走来，肩上的玉米压着身子逐渐向一侧倾斜，好像他要用上整个身体才能承载住这份沉重。还有老两口走在前面，老太太随手摘下一朵野花，回头问张焕财：“你知道这个花的名字吗？”
在张焕财看来，村民影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片。与知识分子拍的、有距离感的片子不同，村民影像不是用标准尺子量出来的，它们更像田野中生长的庄稼和蔬菜，而摄像机就是村民手中的农具。
在《我的村子2006》结尾处，张焕财甚至剪辑出12分钟的长镜头。一片漆黑之中，妻子埋怨张焕财拍片子不赚钱，她固执地重复“跳出这门”“朝北走”，然后“就解脱了”。这段场景被许多业内人士称赞为“充满诗意”。
但拍摄过程中也会遇到各种麻烦。拍《西万公司》的时候，在“人市”端着家用摄像机过于招摇，张焕财只好花300元买了个手机尺寸的小摄像机，觅活和休息的时候，就把它顶在胸前拍摄。由于大部分情况都是凭感觉行事，最后拍出的镜头不是缺胳膊少腿，就是只有声音不见嘴。
“人市”拍摄的另一个困难是，民工们很少说话，他们把喜怒哀乐全挂在脸上。为了拍到民工间的对话，张焕财甚至在“人市”旁开了间饭馆，将打开的摄像机放置在角落里。但他做的面，只有想吃饱不管味道的人才能下咽。结果赔了一大笔钱，还是没得到理想的素材。
几番尝试下来，张焕财的梦想变成了妻子口中的“白日梦”。“一天胡折腾呢！折腾也没有成绩。”张焕财也知道，农民种地叫正事儿，他把拍纪录片当正事儿，就把这两件事混淆了。
偏偏张焕财的梦还不只纪录片这一件事。上世纪90年代，张焕财的写作热情高涨，最多的一年他大约投了80次稿，信封都是成摞地买。
为了搜集写作素材，张焕财去新疆摘过棉花，也曾在一天内把50多袋60斤重的沙袋从1楼背到4楼。因为在文章中真实记录了本村闹社火时的冲突，有人以挑拨村民关系为由，还匿名约他在村中心进行决斗。有评论者认为，正是这种以反映原汁原味生活为目标的写作风格，让人嗅到了一种源于现实生活的“真气”。
相继发表多篇文章后，张焕财发现自己“心中烧得坐不住”了。他拿着稿件去电视台、报社应聘过，也在西安小寨的人才市场交过50元存档费，“写清楚想当个文化人”，但每次都失望而归。跨过35周岁的“招人门槛”，他做文化人的梦想才终于死掉。
即便丢掉了写作梦，张焕财依旧喜欢买书。有时妻子让他去进货，他却转到了旧书摊，最后空着口袋抱着一摞书回来。他家乡的房子里，如今依然塞满了三大柜书刊。
女儿张琪对于父亲写作和拍纪录片的爱好，表示并不感兴趣。虽然书柜里一摞摞的旧书，让她小时候看了不少世界名著，初中时还得过全国作文三等奖。但高考之后，张琪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兼职促销上，性格外向的她更愿意和别人交流。况且，“我觉得他在这些地方并没有什么成就，感觉这条道路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听到这番话，张焕财感觉遗憾不已：“我女儿现在走向平庸了，没有理想，没有追求。”更多的时间里，他还是把精力放在了自己的新梦想上——打造独一无二的村民影像。
村民影像让他看到了更广大的世界。因为参加交流和放映，张焕财在深圳与大学生谈论过拍摄心得，也和瑞士导游一起吐槽过当地的高生活成本。在举行“村民影像计划”培训的北京草场地村，村民作者可以和艺术家在一起彻夜聊天。即便东方鱼肚发白，也有人能通过一番慷慨激昂的发言让大家睡意全无。
但最近张焕财越来越感觉到，以往的兴奋更像是电光火石，深深的失败感已经把那些荣誉抵消了。“现在我回家就有自卑感。村子里像我儿子这么大的，没有媳妇的是少数。我的房子上世纪90年代还可以，现在就破了。”他说。
这个曾经扛着铁棍满村追混混的汉子，可能真的老了。几年前，张焕财还能像小伙子一样扛着石膏板爬楼梯，可他现在已经很少干重体力活了。不断攀升的岁数搞差了他的听力，还为他镶上了半口假牙。
今年4月，张焕财又跟妻子请了20天的假，想要去剪片子。妻子虽然心里不情愿，但还是辞去在超市的工作，替他照看起劳保店的生意，“5个月总共少赚1万元”。
以往张焕财的纪录片总是精益求精，光拍摄的素材就有100多个小时，然后再剪辑上1个月。但这次仅仅在20天内，张焕财就粗剪了3部片子，题材也从乡村的四季变迁换成追求冲突的焦点事件。“他似乎更加急不可耐，自己的风格可能就此丧失掉了。”吴文光说。
“因为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下一次指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去剪片子了。”张焕财说，“吴文光老师总是保护我们，说我们的好话。但是我也产生怀疑，我的片子到底有没有价值？”
从写作到摄影，张焕财持续做了近30年梦。如今他不得不承认，“文化是个没用的东西，它不能改变命运，只会把农民变成村里最落后的人。”张焕财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但我始终认为农民有追求艺术梦想的权利，这应该是平等的，不是有些人可以决定的。”
12年前，正是抱着这样的念头，张焕财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张焕财记得，在草场地的最后一晚，他爬上了屋顶，用镜头慢慢扫过房子、铁轨与晾晒的衣服，火车的汽笛声从不远处飘来。第二天，村民作者就要挂着“价值10头大肥猪”的摄像机回家拍片子了。那个时候，张焕财感觉自己从未离梦想这么近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