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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生活在19世纪的美国，一大批作家都深受超验主义的影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亨利·戴维·梭罗决定返乡教书。过了3年，他觉得返乡还不够彻底，遂玩起了“独居”，成为老一辈美国“空巢青年”。
1845年3月，梭罗向《小妇人》的作者阿尔柯特借了一柄斧头，孤身一人，跑进了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的山林中，自己砍树，建造了一个小木屋，并在小木屋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又两天的时间。
他说自己就像住在大草原上一样遗世独立，拥有属于自己的太阳、月亮和星辰。不过他没有安安静静地独自欣赏美景，而是写了整整一本书来“炫耀”独居生活，成为很多文青的朝圣指南。
他感受到“周遭自然环境带来的甜美与益处，人类邻里的种种虚无的益处也变得一点都不重要了，我再也没有兴起过需要人类邻居来陪伴的念头”。但同时也明白“大多数人，在我看来，并不关爱自然。只要可以生存，他们会为了一杯朗姆酒出卖他们所享有的那一份自然之美”。
说得真是太好听了。就像身边那些忧郁的朋友，揣着几罐啤酒到海边，走偏僻的沙石路，两旁是低矮的树丛，里面藏着几株野麻。坐在僻静的野滩上，抽半盒烟，看光秃秃的脏海，墨绿的藻类缠绕万物，四周天际一片灰色。走之前除了留下烟蒂和酒瓶，还一定会拍一张虚头巴脑的照片，美图半小时，再配一句“诗与远方”，然后默默等人点赞。
他们一边熬夜加班，吃脏外卖，悬浮在粥一样的雾霾里；一边还要听民谣，关心学区房政策，同情东北人，反思共享经济，供奉男团女团，给照片加滤镜。
他们生活过得十分分裂，骑着ofo逃离北上广，灵魂随处深蹲，对明天抱有幻想，因为“仪式感”本身比仪式重要得多。
虽然造不起湖边小屋，但都市“空巢青年”每周订一次快凋谢的降价鲜花，摆在出租屋唯一朝阳的窗边。他们崇尚北欧的安全距离，热情转发“为了不与人交流，某人装了十几年盲人”的新闻。邻居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串铅牌上的数字。无法忍受半夜回家和不倒垃圾的室友，懒得进入一场真正严肃的关系，他们把独自生活看成一种更高级的生存状态并以此标榜。甚至连晒出来的“寂寞孤单冷”都是变相的“傲娇”。吃下的真正的苦，打碎了的牙，早就混着血默默咽下肚子。
这样的“隐居”充满悖论。生活在一个多世纪前的梭罗早就看透了这一切。
梭罗的小屋离公路只有260米，天气好的时候，他完全可以透过次生林看到汽车。离康科德市中心也只有2.13公里，假如把康科德市中心比作五道口，梭罗相当于住在大钟寺和知春路之间，房价也不便宜。
好朋友爱默生的住处也在散步的范围内，甚至他父母的居所也只需步行10分钟便可到达。理查德·扎克斯在《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描述说，梭罗几乎每天都要到康科德去一次，他的母亲和姐姐每周六都会给他送食物，而他自己则时不时回家去，“将家里装点心的坛子舔个干干净净”。
他的那些文艺朋友们也频繁光顾他的小木屋，在湖畔举行聚会，甚至成立了名为“瓦尔登湖协会”的文人社团。天天派对，夜夜笙歌。
除了各种纷至沓来的参观人群外，梭罗还在小屋旁边制造了一次森林大火，起因是煮鱼杂汤，火起后，这位大哥并没有着急灭火，而是爬到小山坡上观赏火景，事后还写道“那真是十分壮观的一幕，而我是唯一欣赏到它的人。”这场大火烧毁了三百英亩林地。
文艺青年玩起文艺来可真是勇猛精进。“隐士感”比做隐士本身更令人着迷，“空巢感”比空巢本身更具吸引力。房门一关，以为就疏离了人群。时常抱怨生活和爱情都欺骗了自己，起码要在精神上让人觉得孤立无援。
能够自由地选择独居，绝对是人类的进步。不过真正的隐士可不好当，开车半个小时能到闹市享受烟火生活通常是刻在基因里的交流需求。如果安静能给你力量，那你可以选择闭嘴生活；如果还需要繁华都市，那就尽情享乐，无需“外冷内热”地苦心营造一种高级孤独感。“空巢青年”也不是一个时髦的标签，谁都能往自己身上贴。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的时候才吃饭，爱的时候不必撒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