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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9月20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影响

苦瓜,蜂蜜和外婆

袁贻辰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7年09月20日   10 版)

    记忆里,我的高三透着一股涩涩的蜂蜜味道。

    那是独属于外婆的特色菜——冰镇苦瓜散发出的诱人香气。苦瓜洗净了,切片,裹上厚厚的蜂蜜,再塞进冰箱。等到中午放学的我跨进家门,这道冰冰脆脆又甜甜苦苦的菜就上桌了。

    在那张散发着多重味道的餐桌,我和外婆的话题总是天马行空不着边界。我和她聊我的作家计划,聊成绩聊同学的八卦,她总是嫌弃地摆摆手,让我“赶紧吃了饭去睡午觉”,偶尔她会抽出新到的《文摘周报》,跟我推荐一番其中的文章,想了想又叮嘱,“作业写完了再看”。

    算上那年,我和外婆已经整整相伴17年了。父母因为工作的原因,把还是婴儿的我扔给了外婆和外公。那是1992年,身为高中教师的外婆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了。

    我成了她最后一个学生。

    笔都拿不稳的年纪,我活动的空间被外婆束缚在了一张书桌上,我要练字,还要写日记。我不懂日记是什么,桌子那头的外婆就问我,想不想妈妈。

    七八岁的孩子一下子被戳中了伤心事,我哇哇大哭。妈妈因为工作的原因去了北京,一年到头见不到人。外婆摸摸我的头说,给你妈妈写点东西吧。

    有时候日记写一阵哭一阵,外婆就一把抱起我,搬到椅子上,指着密密麻麻的中国地图,告诉我,那里是北京,这里是四川。那距离可真远,她的手掌抻开了也无法抵拢。

    好像在七八岁的时候,我就学会了用文字去面对离别和失去。

    过早伤春悲秋的年纪里,我一撇一捺地写着自己心里的难受。外婆在一边看着我,从来都是笑,眼睛眯着,勾勒出一个弯弯的弧度,嘴角露出我们家族遗传的酒窝。

    后来我才知道,外婆的人生里,苦难才是最浓重也最熟悉的底色。

    “文革”时地主出身的外公遭到批斗,外婆听见了,大着肚子一个人冲到校园,她站在外公面前,像个护崽的老母鸡。谁骂外公,她就骂回去。生舅舅的时候,家里被抄了砸了,外公和她躲进了深山密林。每天喝泉水度日,偷偷摸摸地趁着黑夜跑去亲人那儿拿粮食。

    没有产房也没有助产士,外婆一个人把孩子生了下来。那是我最小的一个舅舅,她给舅舅取名一个“涌”。外婆说,那段日子让她忘不掉的总是那眼泉,咕咚咕咚,源源不断地涌出水来,像希望一样。

    这个农民的女儿似乎很能从苦哈哈的日子里找到那么一丝甜意。就像在每一个缺失母爱的日子里,她给我的生活裹上的那层厚厚的蜜。

    小时候,她和外公都轮流替我背书包送我上学。为了把我的书桌塞满各式各样的童话书,她几乎快把学校图书馆的童话故事给搬空了。时至今日,我都快忘记那些故事的内容了,只记得无数个夜里,没有电视,没有音乐,我和外婆在灯泡投射的暖黄色灯光下,抱在一起,她给我讲那些故事,讲那些茄子番茄土豆,讲那些大海大湖大江。

    印象里,她似乎从不帮我回避那些苦,但却会挖一勺浓浓的蜂蜜给我,教我学会自己和生活和解。

    毕业那年,父母希望我留在成都本地的媒体,只有外婆一个人最先站出来,让我去北京实习。外婆跟我说,人活一辈子,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后来北漂的日子,我在冬天睡过没有暖气的屋子,裹着三层衣服冻得直哆嗦;也吃过浑水煮的面,坐在垃圾堆里完成三天两夜的采访;还踏过深一脚浅一脚的淤泥,在刚发过洪水散发恶臭的村落穿梭。

    在冻得发抖的屋子里,我的手一遍遍划过手机屏幕,看着作者一栏自己的名字偷偷乐;在垃圾堆里结束采访时,我给编辑打去电话,噼里啪啦有点兴奋地讲述那个故事,一点也没注意到我的衣服好像已经臭了;在洪水村被蚊虫叮得满身是红包的时候,我甚至忍不住在朋友圈晒出来,写下“痛并快乐着”。

    不知怎么的,这时候总是能想起她。

    我看过外婆年轻时写的文章,记在泛黄的小笔记本上,字里行间有少女鲜活的苦恼。她想养家,去粮站和供销社工作,把家里厚厚的苦味一点点剔除,可又实在舍不得人生里刚出现的那一抹小小的甜。

    站上三尺讲台,是她长期以来的愿望。

    她在师范学院读书天时天厚着脸皮找好朋友蹭粮;大炼钢铁时她躲在后面“不专心”,想尽办法看书;每次放假,家境优越的好闺蜜总会接上她去自己家,做一顿白米粥,入口的细粮软软的甜甜的,配上肉和绿油油的青菜,油香四溢。那味道让她至今记得,“稀饭是甜的”。

    只是后来,这些鲜活的情绪越来越少出现在她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了。她越来越像一个真的老人,周末逛街的时候,看见乞讨的人她会哆哆嗦嗦从钱包里掏钱;陪我在河边打扑克牌时,她老是记不住花色;炒菜的时候,有时候盐多了一大勺,有时候把一两面条煮成了三两面条。她还时不时把不知名的野菜加进去一起炒,好好的青菜被染成乌漆麻黑的颜色,总是挑战着我的味蕾和视觉神经。

    那味道可真苦。

    高一那年,家乡遇上了“5·12汶川大地震”,在摇摇晃晃的单人床上,我从午觉中惊醒,听到她用沙哑的声音吼叫着我的小名:“快跑啊,小石头,地震啊!”

    外婆一直握着沙发,在左右摇晃的失重中努力保持着平衡,持续地喊着我。我从卧室冲出来,和她一起跑出院子。我在逐渐模糊的双眼里,看清了她的手,那双像磨砂玻璃一般的手,彻底没了血色,指甲发白发青。

    褶皱完全占领了那双手,血液看起来像是已经被熬干。但是在那个吃不饱饭的那个年代,外公外调工作,那双手拉扯大了3个大学生。大舅舅沉稳、二舅舅内敛、小舅舅调皮,外婆苦恼孩子吃不饱饭,她就拿出扑克牌,教孩子们打牌、“算牌”,又悄悄跑去学校的阅览室“借”书,3个孩子,一个传完又传一个。

    我是她带大的第4个大学生。跨越30多年,生活条件改善了,食物也变得多样了,唯一没变的,好像是外婆有些糟糕的厨艺。冰镇苦瓜算是她为数不多能拿得出手的食物了,高三那年几乎三天两头就得和这道“外婆家招牌菜”打个照面。那东西看起来很好做,可工作后的我无数次尝试,却怎么也做不出外婆饭桌上的那种味道。

    我后来想,那道外婆的招牌菜也许只有她能掌握苦和甜的奥秘。80余年的人生让她清楚知道苦瓜的厚度如何,苦味又如何,又知道抹上多少蜂蜜最为适宜。

    最后一次吃到冰镇苦瓜,是高考结束的那个中午。外婆眼睛红了,她说,“你是我这辈子教的最后一个学生”。

    “毕业快乐。”她夹了一大筷子冰镇苦瓜给我。

    我鼻头酸酸的,最后瓮声瓮气地回了一句,“外婆,毕业快乐!”

袁贻辰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7年09月20日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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