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代,我一度觉得自己得拿个诺贝尔奖。
那时候我崇拜居里夫人,觉得人家酷毙了:聪明,果决,天天倒腾危险物品。我想做那样的人。我曾经通过《科幻世界》杂志后的目录邮购过一批书籍。《宇宙的琴弦》《薛定谔的猫》什么的,打算先熏陶着。但直到我长大,这批书终究是没看完。
小孩子嘛,梦想通常就两类。一类特别接地气:做个看大门的,或者当个烤面包的。前者可以天天睡觉,后者则口福不小。还有一类则光芒万丈,比如我,比如我的一位小伙伴——他想做美国总统。一般来说,第二种梦想更能获得父母老师的表扬。其实这两类根本上差不多,都源于对生活和自我缺乏判断的天真。
又是一年诺贝尔奖颁奖季,我已经站在30岁的边上,从事着完全不相干的工作,对这个奖项的参与主要在朋友圈。
生理学或医学奖最先揭晓时,我爱好养生的亲朋着实激动了一阵子。获奖者杰弗里·霍尔、迈克尔·罗斯巴什和迈克尔·杨发现了生物体昼夜节律的分子机制。这是一项漫长而复杂的研究,涉及从果蝇、小鼠到人类的行为和基因表达。但还是有人敏锐地提取了关键信息。那几天,我收到了三篇不同来源的《诺贝尔奖都说了,你还敢熬夜吗?》
引力波研究毫无悬念地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那天,兴奋的是我的同辈们。他们欢呼着“实至名归”“见证历史”,继而表示要重刷一遍《星际穿越》。
也难怪,引力波几乎算是我们这一代的登月事件。它背靠着高深莫测的科学原理,可也闪耀着围观的魅力。宇宙的涟漪穿越星宇广播全球,不亚于摇滚巨星演唱会。时空的秘密藏在黑洞里,刚被科学家猜完长相,又被当代最卖座的商业导演制作进一出家庭情感剧里。
这个严肃的科学奖项,一直在我这个普通人的生命中客串着略显浮夸的角色。一开始,它是遥远国度的黄钟大吕,是青春的虚荣梦境。再后来,我开始意识到以个体生命的能量靠近它太过于艰难,于是藏身于时代里与有荣焉。
有时候,它是一台属于邻居的新电脑。
似乎每届诺贝尔奖颁奖,都有一个老问题在盘旋:为啥咱中国人就不能(再)得一次诺贝尔某某奖呢?
语气很熟悉,非常类似小时候赌气:为什么他们家有我们家没有,是不是我们家不行?
科学家个人和诺贝尔奖之间,多少受点缘分的影响。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研究中有一个关键发现——生物节律分子振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per基因,得益于一位卡诺普卡教授。但他因为一些科学之外的因素离开了学术界,做了一名高中教师,最终没能将研究深入下去。还有一些人多次获得提名,却也未能中选。
X射线天文学奠基人贾科尼对此看得挺开:不是每个有实力的人都能有机会碰得诺奖,但诺奖也绝少青睐那些并不值得的对象。可能是这种“陪朋友去面试”的放松心态,贾科尼获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诺贝尔奖得主的数量,某种程度上则能折射出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包括人才的培养、科研体系管理、配套资源的跟进等等方面。但我知道,自己对于诺贝尔奖的期待不仅仅止于科学。它是科学领域的权威奖项,科学是为权威更添神圣光彩的注脚。
贾科尼得奖后发现,公众期待一种以做好一个诺奖得主为专业的诺贝尔奖得主。他们对一切事物的一切方面都能说几句。
或许就是基于同样的心理,挂名诺贝尔奖得主的心灵鸡汤和段子在互联网上疯狂流传。
无论如何,诺贝尔奖颁奖周依然是我每年最喜欢的那几天。
我有时候回想起小时候卯足劲看物理书的时光。书里很多段落真的很艰涩,我也真的缺乏指导和才能,从效率上来说可以算是一段无用功。不过快乐也是实实在在的,世界的奥妙真的很有趣。
一届一届诺贝尔奖过去,科学站在浪头,拍打向更深渊的方向。我那些看大门的、烤面包的、做美国总统的伙伴们散落在大海的碧波万顷之下,过着各自最普通的日子。或许那句话是对的,我们真的都有光明的未来。
(国家天文台苟利军教授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