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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梁实秋不知道什么时候把戒指甩掉了，夫人季淑安慰他：“没关系，我们不需要这个。”
夏│钱钟书对婚姻有过最智慧的描述：“围城”。
秋│徐志摩打断了致证婚词的恩师梁启超：“……请为学生和高堂留点面子。”
冬│蔡元培用召开演讲会的形式，来代替闹洞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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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0多年前的七夕节，1926年10月3日，才子徐志摩与名媛陆小曼在北京北海公园举办了各自人生中的第二场婚礼，证婚人是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
这是一个尴尬的场面，梁先生的证婚词和他的公车上书一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以至于学无所成，做学问不成，做人更是失败，你离婚再娶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陆小曼，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人，我希望从今以后你能恪遵妇道，检讨自己的个性和行为……”滔滔不绝之时，脸都绿了的徐志摩打断了恩师：“……请为学生和高堂留点面子。”
于是，梁启超歇了口气继续：“总之，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这辈子最后一次结婚！这就是我对你们的祝贺！”这是北京最好的季节——秋天，但恐怕从此以后，故都的秋在徐志摩夫妇眼中，多了些愁煞人的回忆。
其实，到底是出轨，还是冲破道德枷锁，谁也说不清。何况民国时候的文学圈，精彩程度一点儿也不亚于今天的娱乐圈。
相比之下，蔡元培虽然一生结了3次婚，却算得上十分规矩。都是在前一任妻子不幸早逝后续弦的。
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合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后，蔡元培才33岁，上门提亲的媒人踏破门坎。蔡元培提出了5个条件：第一，不缠足；第二，识字；第三，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第四，如果丈夫先死，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合可以离婚。
这个条件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但蔡元培还是找到了意中人，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迎娶了才女黄仲玉。
婚礼中西合璧，简单节约。婚礼上，用红幛缀成了“孔子”二字悬于中堂，代替了悬挂三星画轴的传统，以示尊崇文明和教育；然后，又用召开演讲会的形式，来代替闹洞房。
在演讲会上，来宾们辩论男女平等的道理，有的支持，有的则不以为然，并举例：“倘黄夫人学行高于蔡先生，则蔡先生应以师礼视之，何以平等？倘黄夫人学行不及蔡先生，则蔡先生以弟子视之，又何以平等？”蔡元培笑着回驳：“就学行言，固有先后，就人格言，总是平等。”
即便在今天看来，“以演讲代替闹洞房”仍然称得上“树新风”的典范。
走过冬天，大地回春，从清华赴美国留学已经3年的梁实秋收到一封信，是在国内的未婚妻程季淑写来的，“你再不回来，我就要嫁给别人了”。梁大才子火速回国。
晚年，梁实秋在《槐园梦忆》中写道，结婚的日子是1927年2月11日，行礼的地点是在北京南河沿欧美同学会。婚前还要过礼，但一切从简，免去了“两只大呆鹅”，也没有干果饼饵，只有一具玉如意和两匣首饰，由媒人送去女家。
结婚那天，天气晴且冷，新娘从二门口由两人扶着，缓缓地沿着旁边的游廊走进礼堂，后面两个小女孩牵着婚纱。伴郎用胳膊肘轻轻触着梁实秋：“实秋，嘿嘿，娇小玲珑。”而这位之后以翻译莎士比亚闻名的新郎，脑子里闪过的是英国诗人罗伯特·彭斯的几行诗：“她是一个媚人的小东西，她是一个漂亮的小东西，她是一个可爱的小东西，我这亲爱的小娇妻。”
《槐园梦忆》写于1974年，彼时季淑突逝，梁实秋年逾古稀，但他依然清楚地记得，婚礼那天，季淑戴着茉莉花冠，脚上穿着粉红色的高跟鞋，缝着一圈亮片，走起路来一闪一闪的。而自己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把戒指甩掉了，季淑安慰他：“没关系，我们不需要这个。”
的确，两人相伴一生，戒指一点儿也不重要。有人说，《槐园梦忆》堪比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也巧，后来，苏轼有了王朝云，梁实秋也有了韩菁清。一生一世一双人这种事，还是要讲究缘分。
最后要说的这场婚礼，新人携手一生，而且对婚姻有过最智慧的描述，“围城”。
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婚礼仪式一共两场，在女家的那场采用西式，新娘披婚纱，有花女为新娘提花篮，花童提着拖地的长纱，还有伴娘伴郎，乐队奏曲，新郎新娘鞠躬为礼，互换戒指。迎娶到无锡男方家后，再拜天地，跪高堂，入洞房。
钱钟书一定对那场西式婚礼耿耿于怀，后来把情节移植到了小说《围城》中，曹元朗和苏文纨的婚礼那一幕。
那是一年中最热的日子，仪式冗长繁琐，钱钟书穿的黑色礼服，浆洗过的白硬领圈，被汗水浸得又软又黄。而杨绛被白婚纱一层层地包裹着，早就从头到脚湿透，好像从水里捞出来。杨绛后来回忆道：“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钱钟书用三段论总结了自己的完美婚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