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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以质量为先，抑或长度为重？此乃见仁见智的议题。
日前，偶见北大29岁女博士娄滔罹患渐冻症后的遗言：“一个人活着的意义，不能以生命的长短为标准，而应以生命的质量和厚度来衡量。”这乃是她两年多来与病魔作了顽强斗争，饱受了难忍的折磨，经历了漫长的求医之路后，选择平静而庄严地离去时，悟出的生命意义。阅后，作为一名医生，深感当今医学之无能，除癌症，尚有诸多病症令医者无策，致使这位来自深山的土家族年轻才女，在学业将成、壮志未酬之际作出这种选择！
扼腕之余，不禁忆及笔者的两位挚友，均是医界翘楚，曾在医疗一线经历诸多助患者与死神博斗的医师，但当他们自身罹患心脑血管疾病面临死亡时，竟事先留有预嘱，放弃做心肺复苏等任何有创伤性的抢救措施，选择平静地离去。
长期的职业环境虽让许多医者被训练成在工作中，避免表露个人情感，但医者终究也是人，当然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一生从事救死扶伤事业的医务工作者，面临死亡威胁时，居然不用“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有利条件，放弃唾手可得的医疗资源，而选择平静地离去，令人费解。
其实，正由于许多医者长期从事与死神作斗争的工作，从而不但对现代医学的局限性有深刻的认识，同时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亲见了太多生离死别，在一些已病入膏肓或已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采用各种先进的医疗技术以延续其生命。诸如气管切开、插管连接呼吸机做人工呼吸、静脉内置导管持续输液、灌注各种维持生命所需的营养液及药物，在重症监护室中，几乎每一患者均是如此。诚然，这些抢救措施对某些急症或外科手术后的患者，常可助其渡过难关，转危为安重获新生。但对其他患者，尤其是年事已高，患有不治之症或其他重症的患者，这些抢救措施并不能改变其最终“归天”的结局，而这种损伤性较大的抢救措施，无疑是一种折磨。尤其是某些“幸运儿”，即使暂时战胜了死神，往往也会遗留各种严重的后遗症，生命质量显著下降，必需长期在各种药物或器械的支持下，藉他人之助，勉强维持生命，这种“苟活”的状态，岂能被智者接受？
这些日积月累的经历，已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许多医者的脑海中，他们深刻地感受到“在痛苦和孤独中死去是最可怕的”，从而选择在平静中离去，自在意料之中。
当患者亡故，其因颇为复杂，也有医生之责，也有难言之隐。既有医患间认知的差异，更有社会因素、文化影响。试想当你在家属簇拥下面临一重症患者，众多家属的焦虑情绪可以想象，一致的要求是不遗余力地予以抢救，盼能施以最新的技术、最好的药物，费用在所不惜，在旁的单位领导往往也全力支持家属的意见，要求医院组织力量施治，即使仅有1%的成功率也不要放弃。
面对如此强大的压力，尤其在当前医患间信任度较差的情况下，医者岂能坚持己见而不顾其他？即使就病情稍加解释，也颇易被处于焦急又迷茫情绪下的家属误认为推卸责任、抢救不力。须知医患间对患者病情的认知是存在固有差异的，理应进行充分的沟通与交流，遗憾的是在现实情况下这种交流难以正常进行。医者为免除不必要的医疗纠纷，即使明知是“无效治疗”，也常依家属之所求而行。何况现今医院的运行机制，尚须“自负盈亏”，利之所趋，可增奖金收入，何乐而不为？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国人之医疗消费，主要集中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恐其中不乏“无效治疗”或“过度治疗”之过。更令人深感遗憾的是，这一痛苦的施救历程，常在患者“不知情”或“被动”的情况下，在他人的安排下开始。行笔至此，笔者想起多位享受特殊医疗照顾的老者，在其生命后期，意识全无且丧失自主呼吸功能的情况下，由于家属坚持，藉各种先进的医疗技术，仍在医院经年维持生命体征，相信如患者本人有知，定会愤而斥之。
在分析上述现象时，也不应忽略“好死不如赖活”的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影响。长期以来，国人缺乏对死亡的正确认识，不但以不能“视死如归”，反之将其视为畏途，以致从来就习惯于追求生命的长度而忽视其质量。“长命百岁”是人们对幼儿的祝福，也是人生的追求目标。缘因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处于体弱的“东亚病夫”状态，中年即殁是常态，人们追求长寿，寻仙问道，遍找长生不老之药，即使“赖活”也然。
然则现今人民的平均预期寿命已向80岁迈进，已进入追求美好生活的“新时代”，社会上已遍见耄耋老人，追求并享受美好的生活乃是众生之愿。人们深知生、老、病、死仍是无法改变的自然规律，即使日后随着科技的进步及环境的优化，人活百岁可成常态，但人们应追求的是健康地迈入百岁，无质量的生命无异于“行尸走肉”，应予摒弃。
生命的质量与长度，何者为优，不言自明。人们应追求生活质量，将生命质量放于首位，优于长度才是正途。人生尚且如此，医者岂能不遵此道？笔者认为应将“优活、善终”视为今后众人奋斗之目标。
徐光炜 王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