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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孤身前往北京成为一个“老北漂”时，王步高61岁。
那时，他在东南大学已经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教授，主持着两门国家精品课程，著有数十本专著和教材，还是南京十大藏书家之一。对这位半生坎坷，到不惑之年才将妻女接到身边生活的老人而言，这更该是颐养天年的时候。
但他还是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到清华大学开设最基础的关于诗词和语文的选修课。“国文是一切课程的基础，它的水平制约其他一切课程最终的水平。”他曾在一篇文章里说。
邀请王步高教授来任教前，清华大学李树勤教授在心里嘀咕，这个岁数，土生土长的南方人，家住秦淮河边，亲人朋友都在南京，“是我可能就不会去”。 李树勤也找过别的老师开基础选修课，“都是千方百计找借口拒绝。潜意识里觉得体现不出水平，宁可自己发文章，写作品。但王老师答应得非常痛快。”
在清华大学，王步高授课量高达每年288课时。有一年女儿重病做手术他都没回家看一眼。“在清华，做到他这个程度的屈指可数，一线教师96个学时就是满工作量了。”李树勤说。
最初的聘书只有一个学期，王步高在清华一口气教了8年，直到2016年12月被查出罹患癌症才回南京。今年5月，病榻上的王步高还和前来探病的清华大学校领导说，自己想下学期回学校继续开课。后来在医院检查情况不理想，他听完趴在窗口很久，一句话都不说。
11月1日中午，王步高去世的消息传来，学生纷纷转发他生前的自述文章。清华大学和东南大学均在学校官网首页放上王步高的照片，感谢他为学校带来的诗词风韵。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王步高在东南大学开设的“大学语文”课就已经是所有学生的必修课。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党委书记李涛说，后来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大学语文教育改革，王步高就是倡议者之一。
在长文《试论当代国文教育的历史责任》中，王步高尝试回答钱学森之问，“国文教育拖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后腿”，这也是他坚持在大学里开语文课的初衷。他认为，呼唤大师，呼唤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都离不开国文教育水平的提高。
王步高刚到东南大学时，中文系是社会科学系文史教研室的一部分，只有三四名教师。东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何平副教授还记得，时任校长在一次活动中回答称学校并无中文系，在座中文系教师愕然，备受刺激。
为了让被边缘化的中文系在这所当时以工科著称的大学立足，王步高牵头设计课程体系、培养大纲，引进教师，为了申请硕士点他常常冒着酷暑挤公交。系里没有打印机，他和何平就整天待在打印店里，直到关门。
诗文几乎占据了王步高全部的时间，他的生活空间被压缩到很小。在清华大学教书时，他最远就是到2公里外的圆明园散步。大多数时候，他都在清华园西南角的一间小屋子里批阅作业，准备课件，到了饭点，到楼下的教工食堂喝碗粥。有时工作忙，他就买两根玉米，中午啃一根，晚上啃一根。
他的选修课被学生形容是“我们这代清华学生的浪漫记忆”。那时，来自文理工科的学生齐聚一堂，在晚课上读诗诵词，稽古勘误。
李树勤说，王步高刚到清华时，学生不重视人文素养。南开大学的顾沛教授在全国各地开数学文化讲座，场场爆满，唯独在清华只迎来了稀稀拉拉的几个学生。王步高在一段自述中说，自己也曾做过噩梦，200余人的教室学生几乎跑光，只剩下六七人。
王步高上课从不点名，课件只用繁体字，说话是带有浓重扬中口音的普通话，“我说的才是标准的中国话，你们那是北京方言，我的更有来头。”他的课常常拖堂数十分钟，台下仍然坐满学生。他认识学生的方式大多是在课上问，“×××是哪位，今天在吗？”这意味着学生上次的作业写得不错。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王莹经历过没有王步高的校园，“那时学校也有诗社，但大家都是乱写，连格律都不通，也没正经办过活动。”王步高到清华开课后，组织学生成立了清莲诗社，“他不仅教我们基本的规则，还让我们领略到诗词的美。”
诗社的成员大多上过王步高的课。逢年过节，王步高都会叫学生到家中聚会，行飞花令，吟诗作对。后来流行玩狼人杀，他就坐在一旁专注地看。
2016年12月，王步高主编的《清华学生诗词选》出版，收录了他到清华任教以来，选修过《诗词格律与写作》课程241名学生的600余首作品，其中近200人为理工科学生。
原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诗人梁东认为，“这些作品甚至令人‘震撼’‘自愧不如’”。王步高鼓励学生将街道、电脑等现代社会的物象写入诗中，“写得不像古人不见得不好，现在哪有什么残灯和纸窗”。
他读了一辈子诗，反对诗词无用的说法，“读书人就是要‘为往圣继绝学’，继承中华文脉”。
1966年，王步高被打成江苏省第一批“反革命”，之后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无休止的批斗。批斗会上，王步高想到鲁迅“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竟在主席台上笑了起来，台上台下都跟着一起笑。30岁出头的县委领导一时下不来台，事后找人私下劝他“哪有组织向个人低头的”。
女儿王岚说，王步高生前最自豪的事情之一就是从未揭发他人。“文革”后期他更是公然对县委书记说，“我没有罪，我绝不走坦白从宽的道路”。
那是他家最艰难的一段岁月。王岚回忆，当时全家只有母亲有收入，后来为了供父亲考研，吃肉的次数极少。唯一一次过年吃鱼，还是父亲的老相识用破雨衣裹了一条大鱼，丢在家门口转身就跑。
但是条件再差，他也没有攀附过谁。关系亲近的学生做了当地某局的局长，他反而减少来往。后来学生仕途不顺，两家走动才又频繁起来。
他喜欢罗庸和冯友兰填词的西南联大校歌。每次在课堂上念完词后，他总要沉默几秒。他还说自己喜欢杜甫多过李白，“更入世，更忧国忧民”，讲课时一定会念“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首诗。
亲近的人知道，“文革”期间，他曾被调到扬中的丰裕五七学校当副校长，联络学校接济了很多没鞋穿，冬天踩着高跷来上课的学生。
在王岚眼里，父亲像古时候的言官，“从来没有得罪不得罪的概念”，看不惯的事情当面就要说。不管是在家还是在课堂上，他总是忍不住针砭时弊。王步高骂起长袖善舞的文人毫不客气，还会批评同行不重教学，“很多研究诗的人根本不会写诗”。
写诗出律、不符合常识也在他批评之列，例如南宋词人姜夔的“淮南皓月冷千山”是胡写，“大年初一怎么会有月亮”，他还布置作业让学生给古人“找茬”。
学生交来习作，他逐字点评。上课前，他总会提早半小时到教室，补充字库，调试设备。一堂3小时的课，课件超过300页，他把诗词中所有的入声字用蓝色标出。“一点也不敢敷衍，这里的讲台以前是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大师站的地方。”
每学期他都重新编撰课件，把最新的研究和学术争鸣成果放进去。往届学生都争着义务给他做助教，一名学生专门为他开了一个网站，便于收发和点评作业。
王步高对慕课（MOOC）的兴趣也很足，多门课程入选国家资源共享课，病中都在做收尾工作。
他是业内出了名的拼命三郎。前几年，他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组建的四人团队同时做唐宋词选编，却比对方更早完成。后来那边打来电话说，“王老师以后要出什么书通报一声，我们就不做了。”
王步高的家里堆满了书。客厅和卧室里都有一整面墙的书柜，书房除了一扇窗户外，三面都是书柜，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天花板。
在他只有十多岁时，每天中午都会捧着饭碗翻书，后来相伴一生的妻子也在那时因为爱书相识。20年后在狱中，王步高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妻子送饭时捎来古代文学书籍。他总会从被封上的窗户缝隙目送妻子离开，把妻子夹在书里的纸条背下来，然后咽进肚子。
生病后，王步高一直住在书房。病榻上方钉了两排架子，放了两排他自己写的书。一位曾去南京家中看望的学生记得，那排架子恰好是床的长度，“这才是著作等身啊”。
王步高去世的那天晚上9点，上百名东南大学学生来到体育馆前，齐唱他于2002年作词的校歌。数百名学生、朋友到南京家中吊唁，把公寓楼的3部电梯全都压坏了。
王步高生前常和两个女儿说，人的物质追求不要太高。他的国家课题经费每年都没花完，“不知道怎么花”，除了请人做课件，多的钱全部退给了国家。在清华园，他不请保姆，“唯一的额外消费是每天一只梨，那是因为上课讲太多话。”他住的房子几乎没有装修，学生来了得坐床上。
早年被分配到江苏古籍出版社工作时，他就每天在办公室打地铺，睡沙发。在这样的境况下，王步高组织编纂了我国最早的《唐宋词鉴赏辞典》。这本书在当年全国销量排名第四，为出版社带来了上百万元的利润。
出版社给他的回报是一间不到30平方米、要和别家共用厨房的屋子，还有另一处朝北、面积8平方米的书房。直到那时他才把家人从扬中老家接到身边生活。书房堆满了书，连转身都困难。
南京的夏天极其闷热，书房跟蒸笼似的，冬天又变得阴冷潮湿，他常年在里面看书写作。
到现在暑假回家，他还是天天穿着破得全是洞的老头衫，得意自己被东南大学的保安拦着不让进，“他们觉得我是民工”。妻子给他洗衣服才看到存折里，清华大学一个月给的讲课费只有3500元，还奚落他“不知道你图什么”。
他曾多次和来探病的人说，在古典诗词的传承上，少有清华学生这么好的苗子了，“学生拿出令人震撼的作品，我也得跟上他们”。
多年前，他拜入词学大师唐圭璋门下，就立志将恩师继承的清代乾嘉学派和晚清词学的传统延续下去。
去世前的几个月，他变得很难入眠，原本健硕的身躯形销骨立，腹部却因腹水积聚，肿得巨大。他仍然记得每一拨来探访的学生，嘱咐诗词选要继续出下去，三本未写完的书要找谁收尾，告诉清华大学校方，《清华百年赋》要用他今年8月刚修改过的第54版，还想方设法推荐人选，让诗词课能开下去。
2011年写《清华百年赋》的时候，王岚形容“父亲整个人都痴了，在家就像看不到我们一样”。写完后还发给所有识字的朋友看，让每个人都提意见。
在清华园，这位已经退休的教授没有一刻停下来。许多人到现在都记得他曾大声告诉学生，“我的学术生涯才刚刚开始，还有至少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