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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小芳坐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保护室内，由司法社工陪着，“隔空”出庭，参与庭审。她面前的屏幕上，法庭现场实时展示。
这是一起未成年人监护权转移的案件，一方是小芳的养母李女士，另一方是北京市西城区民政局。现场靠近审判台位置，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支持起诉人”席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作为此案的公诉机关，专门出庭支持起诉。
隔着屏幕，小芳不用再当面面对养母。一年之前，她从养母李女士家中被带出来，也从长期被辱骂、殴打，彻夜捡废品的生活中逃脱出来。
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养母李女士作为小芳监护人的资格。小芳的新监护人是北京市西城区民政局。这起案件适用特别程序审理，一审终审，宣判当日判决生效。
由民政部门作为申请人要求撤销未成年人监护人资格，并由民政部门担任未成年人监护人，在北京是首例。
“新案件，老问题。”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团中央权益部副部长姚建龙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从2013年开始，他多次在媒体上谈论儿童监护权转移的话题。在他看来，这不仅是一个司法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系统的社会性工程。
“她把对生活的不如意，都发泄在了孩子的身上。”
在北京市民政局西城区救助管理咨询站，小芳已经住了一年。这是她临时的“家”，她在这里学习，生活，留着过肩的头发。她不用再担心被打，也有了足够的睡眠。
当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以及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的心理专家，一同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刚上完一天的课。
她给法官讲述了自己以前的生活，同意出庭。
在她很小的时候，养母李女士便捡到了她，办理了收养手续，李女士从此成为她的法定监护人。这原本可以是个美好故事的开头，关于善良，关于领养，关于感恩。但这故事从中途开始偏离轨道，最终贴上了儿童家庭暴力的标签。
在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官方通报中，小芳的生活一度处于“危困状态”。打骂她的人不仅有她的养母，甚至还包括养母的男朋友。直到去年10月，“好心人”报了案。
北京市海淀区公安机关将她从养母家中带离，立案侦查，下达了紧急庇护通知书。西城区民政局提供了临时庇护，照顾她的生活和学习，请了社工和心理老师，对她进行专业的心理辅导。
国内的公开资料中，第一例未成年人监护权转移案件是在3年前，由福建众益律师事务所的许如金律师代理，经由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审理。在那起案件中，应诉的一方是孩子的亲生母亲，同时，也是家庭暴力的实施者。
第一次见小龙时，许如金根本不敢相信，那个10岁孩子身上的伤，真的是由他母亲造成的。
那些伤口有的已经结痂，有的只余下去不掉的印记，还有的仍然在渗血。或新或旧的伤口摞在了一起，许如金试着在小龙身上找了找，没有伤的地方，还不到一个巴掌大。
最让她揪心的，是小龙头上的伤，看着似乎是用各式各样尖锐利器造成的。她留意到小龙的耳朵，一处耳骨被剪子剪豁了一块。
“他妈妈说，是别人打的，总有人欺负小龙，我当时真的信了。”许如金苦笑，“但我们之后走访了村委会、周围的邻居，还有她的亲戚朋友，所有人都说，就是她自己打的，没有别人。她哥哥一见到我们就说，再不把她抓起来，小龙迟早会被打死。”
那是一个单亲家庭，小龙的父亲早早就不知所踪。他的母亲一个人带着他，母子俩住在一个破败的小屋中，家徒四壁，锅碗搁在地上。墙角还搁着一块木板，小龙睡在那上面。
“她把对生活的不如意，都发泄在了孩子的身上。”许如金说。
当地的政府部门和救助机构，开始给这个家庭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募集捐款。从村委会到派出所到妇联，一个接一个劝这位母亲，别再打小龙了。她口头答应，书面答应，但即使是签了保证书，也没能阻止她拿起火钳打向儿子的手。
许如金开始考虑，必须把这个孩子，从他母亲的手里救出来。
沉睡着的剥夺监护权的条款，第一次被激活了
尽管《民法通则》第十八条，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三条都规定，当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时，人民法院可以“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但在姚建龙看来，2014年之前，这条法律几乎是“沉睡的”，判例很罕见。
儿童受害事件的新闻，却在不断冲击着人们的底线。社交平台的发展，让更多原本捂着的“家务事”，被翻到了明面儿上。
2013年6月，南京母亲乐燕离家多日，两个女儿在家中饿死，被发现时，已经死去超过两周。在悲剧最终发生之前，两个孩子曾多次得到妇联、派出所的关注和救助，但这些来自外围的帮助，都没能最终挽救她们的生命。
2013年5月，贵州金沙县石场乡构皮村11岁女孩小丽被虐案件曝光，小丽被亲生父亲虐待长达5年，“开水烫头、鱼线缝嘴、跪碎玻璃、针扎手指”。对小丽的遭遇，村里人几乎都知道，在曝光之前，被视作“家务事”，“不好管”。
“有一些人，并不会因为做了父母就变好，必须得承认，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一些坏人，会去伤害自己的孩子。”儿童救助机构“小希望”创始人陈岚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陈岚长期关注类似的案件。有小女孩被父亲绑在树上，打了一天，打死了。有双胞胎婴儿，被怀疑患有先天的重症，亲生父亲和爷爷把他们抱到河边，直接丢下去，淹死了。“这种谋杀太残酷了，但法官往往会认为，这样的谋杀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较轻，作出从轻判决。”
2014年7月4日，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法院对小龙的案子作出了判决，撤销小龙母亲的监护人资格。对这个案子，陈岚的评价是：“沉睡着的剥夺监护权的条款，第一次被激活了。”
小龙的监护权被交给了当地村委会，不久之后，他被安排住进了民政部门主管的莆田SOS儿童村。他有了一张真正的床，上面铺着蓝色的卡通床单，床头摆着玩具。他有了儿童村聘请的“代养妈妈”。来到儿童村的时候，这个10岁的孩子，甚至不会上厕所，吃饭用手抓，更不知道怎么跟小朋友沟通。
当时作出判决的法官，曾对儿童村村长说：“如果没有儿童村承诺愿意收下他，我这一槌子绝对不敢敲下来。”
这一槌开始作为典型案例，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发布。2014年12月22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民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为《意见》），并于2015年1月1日开始施行。2015年2月，徐州铜山区人民法院撤销一名11岁女孩父母的监护权，由铜山区民政局接管。2016年8月，湖南常德市救助站成为一名4岁孩子的监护人，孩子的母亲常年吸毒，对孩子疏于照顾。
“撤销父母监护权，另行指定监护人的司法通道被打通，这是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治的重大进步。”在一篇文章里，姚建龙写道。
希望这个案件，能形成一个各个部门有效配合的机制
在许多关注儿童监护权转移问题的专家、律师看来，还有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国内是否已经形成了完整、完善的儿童福利制度，可以“确保被从父母身边带走的孩子生活得更好”？
姚建龙曾建议，在“转移监护权制度设计”中，设置好监督、评估、回转和托底机制。除了判决之前的慎重，在未成年人开始新生活后，也要继续进行“跟踪服务与监督”。
“需要有个兜底的部门，比如民政部。”许如金把《意见》摊开在桌上，其中第27条列出了“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人或单位，许如金用手指一个一个比着数过来。未成年人的其他监护人，住所地的村（居）民委员会，民政部门，还有共青团、妇联、关工委、学校……
“成了九龙治水，规定能管这件事的部门很多，在实际一线司法实践中，就很容易都等着别人牵头，耽误时间。”许如金说。
她正在为另外两个孩子发愁，这是她最新遇到的一个案例，孩子的父亲同样失踪多年，母亲前些年抛下了孩子，改嫁去了外地，不肯回来。这两个孩子没有户口，无人照顾，因为母亲还活着，也无法由福利机构接管。
“要是这时候能由地方民政部门提起申请，得到这两个孩子的监护权，事情就好办多了。”许如金感慨。这件事已经胶着了近一年，就像一场拉锯战，始终没有解决。“这一类的案件，在概率上来讲，其实并不会很多，但社会影响都非常大。”
对于小芳的案子，许如金认为，或许其中也有舆论监督的作用。
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之后，未成年人监护权问题，引发了一轮关注。“希望这个案件，能形成一个各部门间有效配合的机制。”本案的一位代理律师说。
无论是小芳还是小龙，在他们获得平静的新生活后，被问及是否还愿意回到原来的家庭，他们的答案都是一样的——“不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