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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我国公民完成器官捐献4080例，其中肺移植手术只做了204例，低于心脏移植手术数量。肺移植在我国大器官移植中尚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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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体不足的情况下，美国去年做了2000例肺移植手术，按照中美两国人口比例，中国有大量的肺移植需求。但是中国的情况是，大量需要做肺移植的人没有想到做肺移植，医生没有建议做肺移植，医院也没由足够的能力做肺移植。” 10月29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日友好医院院长、国家呼吸病学重点学科带头人王辰在“第一届中日友好医院肺移植麻醉研讨会”（以下简称“肺移植麻醉研讨会”）上指出了我国肺移植所面临的困境。
中日友好医院（以下简称“中日医院”）在我国肺移植事业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1979年，我国首例肺移植手术由中日医院的首任院长辛育龄完成。今年3月6日，中日医院肺移植中心成立。截至10月29日，肺移植中心共做了43例肺移植手术，出院存活率为81%（今后的存活率，有待随访观察）。国家卫生统计资料显示，若将肺心病、肺癌计入呼吸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的死亡率和疾病负荷在我国农村和城市均居第一位。
“做肺移植吃力不讨好”
2016年的204例肺移植手术中，有136例是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中日医院肺移植科主任陈静瑜带领其团队完成的。无锡市人民医院也是全球第二大肺移植中心。名列第一的是陈静瑜曾进修过的加拿大多伦多总医院，该院2016年完成了145例肺移植手术。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陈静瑜表示，做肺移植手术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因为肺移植手术需要包括外科医生、呼吸科医生、麻醉科医生、ICU医生等在内的一个团队的紧密配合，除了手术本身的难度，由于我国供体和受体的质量较差，“所以肺移植手术常常会很累”。这进一步导致了我国有肺移植资质的医院“开展肺移植的动力不足”，而这些医院在全国仅有30家左右，不到具有器官移植资质医院总量的1/6。
我国以心脏死亡作为人死亡的标准，一个人在大脑死亡后，如果还有心跳，那么家属和医生一般会选择用医疗设备进行呼吸支持，来维持他其他器官的运行，而设备维持下的器官感染风险很高，包括肺部感染。陈静瑜在研讨会上表示，他在中日医院所做的肺移植手术中，大部分供体都存在感染。因为这些供体一般要靠呼吸机维持一周以后才能取下，有的甚至维持了5个月，供体非常容易被感染。
在供体的高感染率之下，肺移植手术中的受体状况也很令人担忧。由于肺移植没有进入医保，费用高，而且对此了解的人甚少，因此患者常常会在命悬一线的情况下才进行肺移植，“肺移植在国外是为了改善生活，而在我国是救命”，因此又进一步增加了手术的难度。
陈静瑜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介绍说，肺移植医生的成长需要一个周期，他很欢迎外科医生和呼吸科医生前来学习肺移植，希望这些医生可以组成一个六到七人的团队，利用3个月时间，将供体的获取、手术的操作、术后的管理等一套规范学回去用。这套规范是陈静瑜团队经过多年经验总结出来的，符合中国国情。
从麻醉医生看肺移植之难
在中日医院手术麻醉科主任赵晶看来，对于很多终末期呼吸重症的患者来说，“每天生不如死”是一种写实，而非夸张。上厕所这样的小事，就有可能导致他们因憋气而窒息，不得不进行气管插管、机械通气这样的抢救。“对于这些濒死状态的病人来说，肺移植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然而事业的伟大常常和其艰辛程度成正比。这些处于终末期的患者其实给肺移植手术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肺作为人体供氧器官，其功能下降必定会给其他器官带来损伤，而和肺的血管相连的心脏则首当其冲。“所以，很多病人不仅有肺的毛病，而且心脏功能也很差，比如患有严重的肺动脉高压和右心衰，因此肺移植手术和麻醉往往面对的是人体两大最重要脏器功能都受损的患者。”赵晶介绍说。
“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在手术过程中，患者一旦出现低血压、心律失常、低氧甚至心脏骤停等紧急情况，都是麻醉医生负责抢救。肺移植手术的复杂性，也给麻醉医生带来很大的挑战。
赵晶在研讨会上发言的PPT中展示了一张肺移植手术室中麻醉医生需要负责准备的设备照片，其中包括呼吸监测、心脏监测、TEE（经食道超声）、ECMO（体外膜肺氧合）等设备。设备之繁杂是对麻醉难度的一个直观反映，而照片里未能表现的，则是对患者麻醉管理的复杂性和高难度。
陈静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相对其他手术而言，肺移植手术的麻醉监测手段是最多的。例如肺部的切除和移植的过程中，患者氧饱和度的保障，缝合肺部时可能对心脏造成的意外损伤等等，都需要麻醉医生时刻保持高度警觉。此外，肺移植手术中麻醉药物剂量的掌控，也比其他手术的要求更为严格。
据赵晶解释，以一台肺移植手术为例，至少要安排4位麻醉医生和技术人员支持。一般会有一位教授或者副教授负责麻醉主要决策，一位主治医生或副教授，以及一位高年资住院医生共同完成麻醉。此外，还需要一名技术组成员负责呼吸机、麻醉机、TEE等设备的监测。就术前准备而言，肺移植手术的术前准备时间一般需要一个半小时，是常规手术的两到三倍。
据了解，作为我国北方优势医疗资源集中之地，北京地区的医院只有中日医院可以把肺移植手术作为常规手术来开展。这样的手术量为肺移植手术麻醉的术前评估、人员安排、流程规范、术后病人的随访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助于建立肺移植手术麻醉的操作规范，从而为肺移植手术在其他医院的推广提供参考意见。
换肺要趁早
中国医学界普遍认为终末期的呼吸疾病患者才应该接受肺移植。王辰在接受采访时呼吁，这个观念需要改变，中国医学界需要重新认知肺移植指征，“因为如果肺移植进行得太晚，常常会使患者等不来肺源，而即使等到了肺源，在进行实际手术之后的成活率也会下降很多。”
王辰认为，应该在肺病患者病情比较严重（而非终末期）之时，就对其进行肺移植的动态评估，将其列入肺移植评估名单。进入肺移植评价名单的应该有两种患者：一种是需要进行动态评估，这类患者可以考虑进行肺移植了，但是情况并不是十分急迫，将这些患者列入等待名单；另外一种患者，则处于一旦有肺源就应及时做肺移植手术的状态。
王辰解释说，这两种患者加起来的肺移植等待名单越长，将来有供体时，受体适合的机会就越多，手术的成功率也就越高。接受肺移植的最佳状态应该是：在肺移植之前，患者已经处于疾病的终末期，但是现有脏器还可以使用，生活质量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不是毫无生活质量可言）；接受肺移植之后，患者生活质量可以有一个极大的改善，同时接受肺移植之后的成活率和远期成活率比较有保证。
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慢阻肺患者数量高达1亿，包括慢阻肺终末期患者在内的大量呼吸病的终末期患者，都需要进行肺移植。
王辰最后建议呼吸专科医生，在患者的疾病接近终末期的时候，就应该考虑进行肺移植了，将患者送到肺移植中心，进行肺移植评估，从而给患者一个获取幸福生活的选择。“肺移植应该像肝移植和肾移植一样，是一个可及的、让终末期患者重获新生的重要医学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