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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尼奥被银发医生高举起来展示给母亲看，他嚎哭着，皱巴巴的皮肤上粘着血。
母亲借来的子宫孕育了他，他是美国首例移植子宫成功诞下的孩子。
去年秋天，尼奥的母亲在美国贝勒大学达拉斯医学中心接受了移植手术。2012年以来，这类手术在瑞典已经数次取得成功。参与美国项目的专家认为，尼奥的出生意味着这一领域研究阵地扩大了，全世界因子宫因素患绝对不孕症的女性和她们的家庭都有了希望。
在我很小的时候，妈妈给我讲生理课，指着我的肚子告诉我，这里有一个小房子，会随着我的成长越来越大。妈妈那里也有一个小房子，我就是打那儿来的。
有些房子不宜居住，只能租借其他人的。瑞典团队和美国团队共同的做法是将摘取的子宫放入接受移植者的盆腔，连通血管，像新入户时接通水电煤气。但它毕竟是借来的，无法实现人工受孕和承受自然分娩。卵细胞在体外受精，被人为放进移植子宫，为避免压力，胎儿在足月前以剖宫产的形式分娩。
同类手术，贝勒大学做了8例，失败了3例，一些被移植的子宫来自遗体捐赠。尼奥的房子曾经坐落于36岁的护士泰勒的身体里。这位两个孩子的妈妈非常健康，主动选择了活体捐赠。她希望让其他人体会到做母亲是多棒的体验。
“移植一个肾脏是在给予生命。移植子宫则是在贡献一种经历。”团队里的一位科学家说。
那座房子里有文明的栖所。在千万年前洞穴的火光下，繁衍的故事就开始了。龙的脚印或者海中的泡沫都是生命诞生的传说。
科学逐渐取代了传说。消毒水、抗生素、人体解剖学和剖宫手术走到台前。为尼奥接生的医生很感慨：他刚入行的时候，超声波检查还没普及。
它神圣不可侵犯。在这个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时代，机器代替我们探索宇宙、创作诗歌，未来甚至有可能坠入爱河，我们也不过是稍有担忧，甚至对机器威胁的真实性争论不休。在电影《黑客帝国》中，茧状的营养舱密集排布，机器呵护茧中的人类成长。
它也是我尚未获得的经历。它的奥秘似乎无法用语言总结，一代代女人告诉年轻的同性：等你做了妈妈就明白了。
长辈总说，它是我这一生必须经历的。她们信奉“到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医学科普书上说那是深藏在女性体内的生物钟，好好的子宫供着营养，不长孩子就长瘤子。对我来说，它是社会的刻板印象内化于个体内的压力：别出格，所有的女性都要成为母亲，是权利也是义务。
我受不了这个，甚至在自己婚礼上严格嘱咐司仪不准提“早得贵子”的字眼。
再长大一点，少年意气的抗争逐渐走向了和解，对生育的恐惧则与日俱增。外婆是产科医生，胳膊上有时会被产妇抓出紫印，好几天才慢慢褪色。在我印象里，一个生物手脚并用从你的身体里向外扒出一条血路简直是《异形》电影里的场景。
这种疼可能是致命的。直到20世纪初，生育导致的女性死亡率还高得吓人。难产一视同仁夺走泰姬陵里的宠妃和黄河边农妇的生命。在那些虚掩的帘幔后，鲜血在流淌。
“生孩子太可怕了。”我向一位有十几岁女儿的前辈抱怨。她扑哧一下乐了：“比起养孩子，生孩子那十几个小时真不算什么。”
我到后来才逐渐明白她的意思。身边的女孩逐渐成长为女人，当上妈妈。我们中最淡定的在深夜里崩溃，孩子不停哭泣，她只能一起哭泣。最有野心的主动减少了工作时间，甚至放弃了好几个过去的她会跳起来去抢的机会。最有公主幻想的那个，如今是宝贝儿子的骑士。
我能听到她们生命的声音，一些枝叶哔哔啵啵地生长壮大，一些则连着血肉撕裂掉落。
那所房子是刑场也是游乐场，是财产也是监狱。它在无数个女人身体里生长，她们的面目则浮沉在时间的波涛里。
那天的手术室有点拥挤，参与子宫移植的团队几乎都到场了。尼奥来到这个世界时，无影灯下，每个人眼里都闪着泪光。
照片里的尼奥那么小，粉红色，脚趾像米粒儿，脑袋可以被包在爸爸的手掌里。此前的23周，他沉睡在小小的、借来的房子里，世界的声音隔着水体模模糊糊地传来，周围黑暗又温暖。
然后他看见了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