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1879年年初，22岁的西樵人康有为，慕名来到几经兴废的西樵山白云洞三湖书院，在石窟、瀑布与泉水之间潜心修学。山清水秀的西樵山是一个修行的好地方，但对康有为来说远不止此，他在这儿遇到一个人，改变了他未来的人生，也改变了近代中国进程。
那一年，从京城翰林院来的编修张鼎华到西樵山游览，遇到了康有为。但两人第一次见面就吵了一架，不欢而散。（康有为在《我史》中记载：“相与议论，不合，则大声呵诋，拂衣而去。”）然而，张鼎华颇有雅量和眼力，吵完之后到处跟人讲：“来西樵但见一土山，惟见一异人。”从此，康有为的“异人”名声传遍岭南，两人也成了忘年之友，经常彻夜长谈。
见过大世面的张鼎华给康有为讲述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掌故，也告诉他最新的时事风气，推荐了各种新书。受过完整传统教育的康有为意识到，在列强横行的时代，固守原来的东西怕是要走不下去了。
家人再三催促康有为离开三湖书院，去参加科举考试，但康有为却跑到一水之隔的香港游历，亲眼见识“洋人”的高楼大厦与先进技术。他学习西方思想，再结合理学传统，奠定了“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
两个甲子过去了，又将到戊戌年，康有为和西樵山的故事并没有湮没于历史。
11月24日至26日，“西樵理学名山500年暨中国古代书院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在广东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山下举行。会上，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研究员任建敏作了题为《清代岭南理学的传承：以康有为家族为中心》的演讲。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时，任建敏说：“康有为在晚清学术与思想、政治改革中的地位，在岭南可以说无人能出其右。而‘敢为天下先’‘兼容并包’和‘家国情怀’，是我所概括的西樵山理学精神。没有西樵山所代表的岭南理学底蕴，或许就没有维新变法的康有为。”
延绵500年，岭南理学从书斋走向乡野
家乡的西樵山对康有为来说是一个驿站，在这里，他既学习了传统的儒家理学，又拓展了“看世界”的视野，为将来波澜壮阔的人生做准备——尽管当时他可能还没有意识到。
偏居珠江三角洲腹地的西樵山为何能成为岭南理学名山，故事要从500年前说起。
任建敏为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梳理了理学在岭南的发展简史：宋代，理学的影响力尚未传播到岭南，虽有周敦颐等学者在岭南为官，但并没有留下学生；明代，珠三角经济发展迅速，文化需求随之而起，由陈白沙开始，出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理学家。
这批学者的家乡都是以南海为中心的周边，而西樵山既离广府政治中心广州不远，又环境清幽，于是他们聚集于西樵山讲学论道。
明嘉靖年间，浙江著名学者方豪就在《西樵书院记》中感慨：“西樵者，天下之西樵，非岭南之西樵也。”当然，这句话是针对当时著名的理学家、一代名臣方献夫（广东南海人，号西樵）而发，却也无意中揭示了西樵理学名山的地位。
当时，著名理学家湛若水（1466~1560）、霍韬（1487~1540）、方献夫（1485~1544）分别在西樵山建立了大科书院和云谷书院、四峰书院、石泉书院。四大书院成为此后数十年间广东士大夫一个重要的讲游之所。清人刘子秀在《西樵山游览记》中写道：“当湛子（湛若水）讲席，五方问业云集，山中大科之名，几与岳麓、白鹿鼎峙，故西樵遂称道学之山。”
书院曾经是有志于钻研学问的人才会来听讲，但明朝中叶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湛若水、王阳明们认为，学问是可以面向大众的。湛若水说，随处都可以体认天理，你出去玩，去市场买个菜，天理都在；王阳明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一时间，贩夫走卒、山野樵夫云集而来。
岭南理学就这样从书斋走向了乡野。
任建敏说，整个珠三角地区甚至全中国的宗族建设，都是在这批学者的努力下开始大量扩散的，其中霍韬教养子弟的《家训》，还成为后世流传甚广的家训范本。到了清朝，西樵山在兴盛于明代中后期的四大书院之外，还形成了以三湖书院为代表、由乡绅贤达创办的乡间教育机构。
家承理学传统，终以经营天下为志
任建敏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介绍，康有为的家族在南海并非名门望族，但与清代岭南理学依然有着深厚渊源，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理学在岭南的兴盛。康有为家族的历史从高祖康辉开始，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祖父康赞修是举人，康有为从小和他一同生活，深受其影响；父亲康达初除了有祖父辈的理学渊源，还是朱次琦（1807~1881）的学生。
康有为从小得到家中长辈的悉心指导，5岁能背诵唐诗数百首，六七岁就读《大学》《中庸》《论语》……在12岁之前，他所学的是以四书为主的理学书籍。为了考科举，从13岁到18岁，康有为一直在好好学习八股文的写作，可惜科场表现平平，连续两次在获取秀才身份的童子试中失败。
19岁时，康有为第一次参加乡试，没有中举，转而拜入朱次琦门下。这位老师强调，应摒弃理学、经学、心学的门户之见，都是孔子之学，都要学。于是，从19岁到21岁，从经史子集到掌故词章，康有为博览群书。
读了那么多书后，康有为觉得，韩愈所谓的“道术”是很浅薄的，而宋明清的文章大家也是“空疏无有”。他开始怀疑，终日埋首故纸堆中的求学之法并不适合自己。突然有一天，康有为决定，“绝学捐书，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这一段经历被他记录在《我史》中：“光绪五年己卯，二十二岁。以西樵山水幽胜，可习静。正月遂入樵山，居白云洞，专讲道、佛之书，养神明，弃渣滓。”
到西樵山不久，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康有为遇到了知己张鼎华。如果说朱次琦让康有为知道了作为圣人大道的途径，那么从张鼎华这里，康有为看到了更大的世界。
17岁时，康有为第一次读到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就颇受触动，从22岁开始，他就不再以考据学和八股文为重，而以“经营天下为志”，读的书也变成了《经世文编》《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在香港，康有为又看到了“西人治国有法度”，从此开始吸收西学。
1888年，30岁的康有为第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但受阻未上达；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设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在尊孔的名义下提倡平等、民主等先进思想。
任建敏说：“康有为的思想，融合了理学、经学、公羊学、佛家、道家、西学等各种内容，这在他的文章中也十分明显。”比如，康有为30岁时的代表作《康子内外篇》中，就有多篇是从理学出发的论述，比如《性学》，是就理学中的“理有阴阳”之义，来讨论世界宗教。
1895年，清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书反对，史称“公车上书”；1898年6月11日，维新变法开始，历时103天失败，史称“百日维新”。这一年，康有为40岁，张鼎华已去世十数年。
“这是时代赋予康有为的契机，他比同时代的人走得更远，他也有局限性，无法脱离时代。”任建敏说，“之前几百年，理学对中国的发展厥功至伟，到了风雨飘摇的清末，这已经远远不够。但不能否认，理学是我们文化的根，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要学会兼容并包。”
康有为、陈启沅、詹天佑……中国从这里走向近代
任建敏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程朱理学讲“格物”，想研究万事万物的“理”，就得一样一样去“格”。到了明代，人们觉得，物都是外物，如果自己的心不通还是没用，所以要发展一套“反求诸心”的学问。既然万事万物都有“理”，那只要把内心的“理”弄清楚，天下的道理自然就都通了。这就是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最重要的区别：“理”在心内还是心外。
任建敏说：“岭南理学的祖师爷陈白沙是湛若水的老师，他不满意程朱，要做‘自得之学’，就是通过自然、自得，就能知道万物运行的法则，阳明心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这里。”有学者认为，康有为新学可视为岭南理学的终结，也有一些学者对此观点有异议。但一个公认的说法是，在康有为的思想中，很明显受到理学大家王阳明的影响。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不是说这个学问出问题了，而是每个时代有自己的问题。”任建敏说，理学发展到清代，太讲究伦理道德，但世界那么大，尤其在广东，澳门已经被葡萄牙占领了，和英国的通商也越来越多，我们遇到了很多理学无法解决的困境。
怎么办？一部分人认为宋明理学不够用，要往更早的学问里去找方法，于是出现了考据学（经学）；而另一些人认为，传统已经不够用了，要放眼看世界，比如林则徐、魏源、康有为。并非巧合，持这一观点的多是广东人，因为他们更早地接触西方。
任建敏认为，西樵山的理学精神有三个特点：
一是敢为天下先。无论在明代还是清末，他们的学说都不是当时官方认定的主流学问——湛若水不是，康有为也不是，但他们都敢于去做，并以此为起点去传播弘扬。
二是兼容并包。在西樵山白云洞，儒道佛并存，理学的传入并不是要把之前的学问都消灭，而是相互往来，共同发展。
三是家国情怀。明代的这些学者云集西樵，并不是为了著书立说、扬名立万，而是希望把学问推广到更多普通人，教导乡民尊礼守法；而到了康有为时代，他们更希望救国图强。
晚清，西樵山及其周边地区出现了一批“敢为天下先”的人物，除了维新变法领袖康有为，还有一代武术宗师黄飞鸿、中国近代第一家机器缫丝厂创办者陈启沅、“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出洋考察五大臣之一的戴鸿慈……
2011年，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与南海区政府合作，原址重建三湖书院，并每周一次举办传统文化与地方文化讲座，邀请来亲自全国的名师讲席。除了面向游客，还与当地中小学合作，让孩子们在求学的初级阶段就能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西樵者，非天下之西樵，天下后世之西樵也。”说这话的明代学者方豪大概没想到，这句话就像一则预言，在500年前，居然预示了以康有为集大成的西樵山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