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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建国时期的制度设计中，有一项基本的政治安排——“郡国并行”，即封国与郡县并行，“一朝两制”：既有周朝的封建制，又有秦朝的郡县制。早年有七八个异姓王国，后来又有几个同姓王国。
这种政治生态在几十年后，汉景帝即位初年，引起一场大祸。以吴国与楚国为首的诸侯王发动叛乱，提出“清君侧，诛晁错”的口号。一时间气势汹汹。晁错是景帝为太子时的侍读老师、藩邸旧臣，力主削藩。吴楚七国之乱以诛灭晁错为借口，实质是指向朝廷。叛军直逼京师，史称“吴楚七国之乱”。汉初“郡国并行”的一国两制方针，受到最大的挑战！
刘邦为何搞“一朝两制”？
战国七雄并立，各国内部大多实行郡县与封邑并行的行政体制。即使在秦国，商鞅变法之后，也有封邑存在，比如商鞅的商於、魏冉的陶邑等。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兼并六国，采纳李斯的建议，海内皆郡县，废除了封邑制度。赵高诬告李斯的一个罪名就是，想获得分封。项羽称霸期间，完全恢复了分封制度。分封了十八个诸侯王，他自称西楚霸王，害死义帝之后，连一个名义的共主也没有了，天下又成了分裂局面（霸王毕竟不是天子）。
楚汉之争中，刘邦赢得天下。他有两类帮手，一类是“职业经理人”，比如萧何、张良，此类人战后论功行赏，最高就是封侯拜相，出任各种职务；第二种是大小“股东”，分割汉王朝的“股权”，他们被分封为诸侯王。从形式来说，刘邦只是这些诸侯王推举的“董事长”：“（汉五年）正月，……诸侯王皆上疏请尊汉王为皇帝。二月甲午，（汉）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资治通鉴》卷十一）。皇帝随即下诏：封吴芮为长沙王，无诸为闽越王。
细读这一段文字，可知，名义上刘邦这个皇帝是大家推出来的。实际上，刘邦在打天下的过程中，就可以分封（包括许诺）王、任命相，如分封张耳为赵王，任命韩信为赵相。以汉王来分封赵王，任命赵相，多少有些僭越。韩信后来自任“假齐王”（代理齐王），也谋求刘邦的认可，尽管刘邦当时并不是皇帝。
然而，形式上由韩信带头推举刘邦为皇帝，这确实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种看似形式主义的东西，背后体现的是时人对于政治体制的认识和当时的政治生态。公认的道理是，一起打天下，就应该“分封”，由共同打天下的英雄瓜分利益是合法合情合理的。或者说，刘邦赢了天下，分封异姓王，这是必须的！
但是，刘邦打心眼里认同的是秦始皇的海内皆郡县，异姓王分封只是权宜之计。刘邦皇帝任内七年半，主要工作就是取缔异姓王，从楚王韩信开始，到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等，先后以各种理由消灭之。同时，刘邦又用同姓王取代之。结果就有了同姓王联合造反的“七国之乱”！
为什么要分封同姓王？目的是为了屏藩中央。刘邦的兄弟并不多，兄弟的能力也不强。八个儿子中，除了结婚前的外室子刘肥、与吕后生的嫡子刘盈（继位为帝）外，与其他妃嫔生的儿子，其时年纪都比较小。刘邦甚至把一些同族远亲如琅琊王刘泽都分封了，以为帮衬。这种屏藩作用，在吕后去世、文帝刘恒即位的政局博弈中就体现出来了。吕禄吕产等“吕家帮”掌控朝廷大权时，最先起兵发难的就是齐王刘襄（刘邦的长孙），琅琊王刘泽也始终站在维护中央皇权的立场上。远在代国的中尉宋昌剖析政变后的时局，认为长安主政的元老，只能拥立刘家人为帝，所列举的几条理由中，老刘家统治得人心等“软实力”之外，属于“硬实力”的就是同姓王的威慑力。后来的政治实践说明，刘邦的同姓分封，与当初的异姓王安排一样，是有现实收益的举措。如果说，周政分封制是王道，秦政郡县制是霸道。刘邦的霸王道杂之——“郡国并行”，也是“应时”之举，顺势而为。在巩固汉初政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任何正确的制度、理论，只有与一定的历史时空条件结合起来，才有意义。汉初的同姓分封也是这样。
同姓分封在文景时代已经显露出弊端。这就是尾大不掉，中央不能掌控地方。各个诸侯国内部并不是贵族式封邑制，而是集权式郡县制。这与西方“我的臣民的臣民不是我的臣民”的封建制（Feudal System）完全不同，不可能发展为地方自治的联邦制。因此，汉代的封国的发展，其结果不是中央制服地方，就是地方作乱取代中央。
文帝（前202-前157）即位不久，贾谊《治安策》就敏锐地观察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不正常，尖锐地提出解决诸侯王坐大的问题，刻不容缓。通常思想家比政治家有先知先觉，政治家的反应谨慎，有操作层面的可行性考量。直到景帝时期，用武力解决了吴楚七国之乱。汉武帝进一步的削藩措施，一策是施行“推恩令”，给稀释政策披上仁孝的外衣（推恩），而且更加制度化便于操作，这样数代之后，王国不断变小，自然趋于国将不国，被迫取消。另一策是用酷吏严惩违法乱纪的诸侯王，治其罪而废其国。秦始皇海内皆郡县的制度，经过汉初“郡国并行”的过渡，在汉武帝时代以更成熟的制度重新巩固下来！
西汉以后王朝，是行郡县制还是分封制，仍然有所反复。但事实证明，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行政体制。
张国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