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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切顺利，35岁的王建峰将迎来第4个肾。10年前，母亲将一个肾赠与他，如今父亲还要给他一个。
他是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御宝村一户农家“最聪明的”小儿子，长大后又进了宝鸡市一家省级事业单位，当了技术干部。他成了一个小家庭的顶梁柱，一个1岁女孩儿的父亲，但疾病拖着生活一直下沉，让他变成这个国家1.2亿慢性肾脏病患者之一。他拼命挣扎，时常有“溺水的感觉”，生死关头只能回头求助于父母的血肉之躯。
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到2015年，每年每150例等待的病人中，只有一位能最终获得肾移植。这样的机会，他被赠与了两次。
10年前，母亲苏芳侠作出捐肾决定的时候没有丝毫犹豫——那时，打篮球突然晕倒的二儿子被确诊为肾衰竭晚期，而“这个家丈夫和大儿子都是顶梁柱不能倒下，看病欠的十几万元还需要丈夫和大儿子拼命干活挣钱去还。”
今年春末，王建峰又频繁地因为头晕和脑充血进出医院。6月份，老俩口接到儿子在家中晕倒被送往急救的电话，去医院的车上没人崩溃，也没人说话。他们已经隐隐有预感，那颗肾换来的平安岁月快到期了。
急救出院后，王建峰小心生活。他需要时刻关注身体内的水分。一小口水10到15毫升，慢慢咽下去，一天最多50口，再渴也扛着——代谢功能太差，多了排不出去。他保持着情绪的平稳，因为血压太高一不小心会“爆血管”。
家人不知道他还能等多久。他们觉得“没办法”了。
父亲王万保要求贡献出自己的肾。这个决定遭到了王建峰和年长3岁的哥哥王军峰反对，他们建议排队等肾源。父亲60岁了，儿子们不放心。
最终是苏芳侠说服了王建峰。“妈妈年纪大了，越来越照顾不了你了，你得好起来。”
这个农家院里的二儿子一直是老两口的希望。他从小成绩名列前茅，常常会在家长会上朗读作文。一辈子埋首土地的农民父亲王万宝坐在台下，特意穿着干净体面，含笑看着。农家孩子少不了地里帮忙，父亲告诉他：“好好学习，到城里去，就不会这么累了。”
17岁那年，成绩并不算差的哥哥王军峰主动退学——他觉得父母经济压力太大了，而弟弟比自己在学业上更有希望。王建峰4年大学的学费都筹措自亲友。没人知道夫妇什么时候出门借的钱，每次开学离家，那一沓钞票就已经在那里了。
王建峰考上了西安科技大学，又找了份在宝鸡的体制内技术工作。王家为儿子在城市南边买了房，挨着一所重点中学。他要在这里建立一个家庭。直到2005年，他晕倒在篮球场上。
晕倒后，王建峰被同事匆匆送入宝鸡市中心医院。昏睡的他不知道，透过隔离病房的玻璃看到自己，父母无声地瘫软下去。
出现在儿子面前的时候，王万保夫妇在眼泪中保持着镇定。小儿子需要自己的照顾，更重要的是，他需要一个健康的肾。
王建峰记得换肾那天的手术室非常寒冷。头部以下全部麻醉，他能清醒得看见医生在自己身体上工作，也不敢搭话，只能拼命想别的事儿，脑海中逐渐全是父母的脸。
他活了下来。在特别看护病房里，术后虚弱的母子相见了。苏芳侠刚刚被打开腹腔摘出器官，也需要恢复。床位连在一起，点滴声连在一起，他们在昏睡间隙断断续续互相鼓励。
慢性病是把钝刀，这个家里的所有人都在日常的痛苦面前努力保持平静。苏芳侠老是对儿子说，自己的身体不差，换肾没有造成太大影响。王军峰却怀疑好强的母亲在小病小痛时根本不愿意说。家中5亩地的收入有限，到今天，王家仍然在试图还清10年前手术欠下的债务。
王建峰的工资也有一半被吞没在淡黄色的医院账单上：每个月2000元的药费，检查费，补充微量元素的营养费……每天早晚各一次，王建峰的咽喉吞下过4万3千多粒抗免疫药，它们进入血液四肢，组成他每天必需的安全感。
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换肾出院后的3个月，为了方便每天的检查，他和父母在医院对面住着。王建峰每天早上会顺着医院前的马路走走锻炼。一开始，父母会跟在他身旁，不搀扶，也不交谈，只是一步不离地关注着。随着他健康的恢复，陪伴从两人变成一人，最终是他一个人沉默地一直走下去。
两代人默契地保持沉默。他们对彼此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没事儿”。普通话已经相当熟练的王建峰在说这句话时，总习惯带着浓浓的陕西腔，和他的父母一样。
他的平凡父母平常话并不多，他们只明确发声过两次。第一次，妈妈给出了自己的肾。第二次，爸爸给出了另一个。
家人间不轻易谈这件事。有一次他让父亲保重身体，60岁的男人开了个玩笑：“对啊，你还要用我呢。”
他心中狠狠一疼，脸上表情没变，也用玩笑带过。
来自父母的捐赠让王建峰的生活得以保持在正常的轨道上行驶。婚后，年过30的王建峰也成了一位父亲。
生育是目前医疗条件下慢性肾脏病患者必须要面对的难题。为了维持健康每天服用的抗免疫力药物留在体内，王建峰没有查到医学证据证明那完全不会对胎儿产生影响。他的一位女病友一直想做母亲，却一直未能如愿。反对她做妈妈的是她自己的母亲——不能让女儿脆弱的身体冒风险。
王建峰最终决定，在妻子尝试怀孕期间停药。他不敢想象未出生的孩子有丝毫可能性变成和自己一样的病人。事后回忆，他也觉得那是个傻决定，但并不后悔。
如今，女儿轻微的哼声，表情的变化，都会立刻攫取他的注意。他担心着尿布和奶粉的存量，计划着孩子的三餐。轮到他陪孩子睡觉，往往一夜难眠，一会儿就要醒过来检查被子有没有盖好。
周围有熟悉情况的朋友说，王建峰的这个女儿，是他拿命换的。他只是没想到，很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决定，换来了女儿，却“拖累了父亲”。
大学时，他喜欢四处看看世界，坐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风吹着额头。现在的他最关注的是活下去。他在一个线上医疗众筹平台上筹到了10万元，手术费需要至少30万元。他35岁了，手术风险自然会提高。
这个男人逐渐想开了：自己的苦难似乎太普通了。医院里整整一层楼都是同样问题的人，为了等到隔离病房的40张床位之一，他需要等几个月。
这半年来，王建峰瘦了15斤，身边的人则越来越多。母亲来到了宝鸡，照顾她，也帮助妻子照顾女儿。大哥和父亲也时常往返，频繁商量与手术相关的各种问题。
每隔一阵子，他会上网搜索自己的病名，了解包括干细胞疗法和3D打印器官在内的艰深技术。“或许10年吧，我会好的，完全好起来。”
王建峰想着，到那时候，就可以告诉女儿自己的病了，当作一件已经过去了的事儿笑着说起。如今每次透析回来，他不会让女儿看到自己的疲倦，狠心躲进房间，不管小姑娘央求爸爸和自己一起玩，小脸蛋上一滴小眼泪。
“没事儿。”他带着浓重陕西口音安慰女儿。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梦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