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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一农简介
黄一农是台湾著名的科技史学者，祖籍福建安溪县，1956年出生于台湾，1977年毕业于新竹清华大学物理学系，1985年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自1987年“由理转文”，在新竹清华大学工作至今，曾任人文社会学院院长。黄一农曾任荷兰莱顿大学首届“胡适汉学访问讲座教授”、香港大学及香港理工大学荣誉教授、北京清华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中国科学院名誉研究员等。黄一农的研究领域所涉甚广，包括科技史、中西文明交流史、明末清初史、术数史、军事史、海洋探险史等，2006年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代表作有《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社会天文学史十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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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的黄一农履历很是传奇：1977年毕业于新竹清华大学物理学系，1985年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而后于马萨诸塞州大学从事天文学研究，在Nature、Science等权威期刊发表过论文，1987年改行，回到新竹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任教，历任教授、副教务长、院长。
从物理到天文再到人文，近日在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遇到黄一农，年届六旬的他正在演讲“e考据与文史研究的新机遇”，要用大数据来研究文史。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时，黄一农笑着说：“我上中学时，数学竞赛经常拿第一名，但对文史特别感兴趣。别的同学补课都学数学、英语，我却在老先生那里学老子、庄子。”理工男的人文之路，大概从这时就埋下了种子。
曾经升学要考儒家经典，现在课本缩减文言文比例
黄一农出生于1956年，在他念书的年代，台湾中小学有一本专门教材，教儒家经典等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升学必考。但黄一农还觉得不过瘾：“当时台北车站对面有一片老房子，是一群旧式文人在那里办传统文化的补习班。一间大平房，上面是一张先生的桌子，下面是一把把学生的椅子，我就自己报名去学老子、庄子。”
从小理科成绩优异，在父母的期望下，黄一农开启了“学霸”模式：高考就填了一个志愿，顺利考入当时台湾理工科最好的新竹清华大学念物理；本科毕业后，跟随留学潮到美国念物理，“觉得自己能解决爱因斯坦都没搞定的问题”；后来转学天文，导师来自NASA，“师祖和师叔祖都是诺奖得主”……
如果沿着这条路，不出意外，黄一农会成为一名科学家，但转折发生于1986年。当时新竹清华大学新建人文社科学院，下设历史研究所，希望在一个理工科大学里增加人文的对话，急招有理工科背景的学者来主持科学技术史。从小热爱文史的黄一农没有犹豫，1987年回到台湾，一个从高中开始就没有系统学过文科课程的人，就这样转型了。
“现在回想，这得益于我小时候所受的国学教育，如果没有这个基础，转型是天方夜谭。”黄一农回忆，曾经台湾的高中有《文化基本教材》，是必修课，现在变成了选修课；大学有“国文课”，要学文言文，有的教材还是教授亲自编写，“现在也没有了”。
今年9月23日，台湾教育部门确定，在高中语文课本中，文言文的比例由55%下降至35%~45%。而从今年9月起，大陆的人教版语文教材，小学古诗文总数增加了80%，初中古诗文总篇数占到全部课文的51.7%。
“台湾在抛弃传统，大陆在恢复传统。”黄一农说，“我父亲那一辈，没受过什么教育，但他写书信的通顺程度，比我现在带的研究生都好太多。台湾年轻人对古典文献的掌握程度一代不如一代。”
读书要“读架”，用大数据研究《红楼梦》
黄一农的研究领域十分广博且建树颇多：秦汉简牍、敦煌学、科技史、中西方文化交流……有人戏称：“黄教授杀入一个领域，那个领域就风声鹤唳。”
刚到新竹清华大学时，由于没有文科学术经历，第一学期，黄一农不被允许教课，却成了他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我搬一把椅子坐在图书馆的书架前，人家读书，我‘读架’”。
“读架”，这是黄一农的独门秘籍。一整套丛书在眼前摆满了一个书架，他先读第一本，看这套书是怎么编的，再读最后一本，看有没有索引系统，再中间抽几本读，看如何呈现。“很多人看完书后留下的是知识点，我掌握的是一张知识地图。那时还没有大数据，但我在脑子里迅速建立了自己的知识库，可以‘速读’古书。以后研究问题，很清楚去哪里找答案。”说到这里，黄一农不无得意。就这样，从来没学过文史的他只花了4年时间就升为正教授，用19年成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最近六七年，黄一农在研究《红楼梦》，想知道曹雪芹究竟是在什么背景下写出了这本旷世小说。“有人说，既然是小说就何必纠结背景，但我要找证据，很多东西没有亲身经历过，是编不出来的”。
“元妃省亲”是《红楼梦》中的一个重要情节，但一入宫门深似海，当朝后妃是不允许回家的，曹雪芹为什么这样写？黄一农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自己找到了答案：乾隆即位当年，年号尚未更换，仍为雍正十三年，特许太妃太嫔（即康熙的后妃）可以回家省亲，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黄一农接着调查发现，第一个回家省亲的女子姓王，而这位妃子的孙子和曹雪芹的表哥是连襟。“当时有个显赫的家族，纳兰家族，家中豪富，但男丁稀少，只有6个女孩子和1个男孩子养在一个园子里，像不像大观园？这6个女孩中，大女儿嫁给了曹雪芹的表哥，二女儿嫁给了王姓妃子的孙子，还有的嫁给了乾隆、乾隆皇后的弟弟等。王姓妃子是汉人，入宫几十年没有和家人联络。但在乾隆第三次南巡时，她跟着一起去了，还在江南见到了父母。”
“这不得不让人相信，小说情节和这位妃子有关。更巧合的是，据史料记载，她的父亲名叫王国政——在小说中，元妃的母亲姓王，父亲名政。”黄一农就像一名侦探，在浩瀚的史料中寻找蛛丝马迹。
黄一农感慨：“现在《红楼梦》进入了大陆的语文课本，但在台湾已经没有什么人研究。我在香港理工大学开过一门讲《红楼梦》的研究生课程，蛮受欢迎，就想在（新竹）清华大学也开一个。结果，全校只有10个人选课，问他们读过《红楼梦》吗？一个都没有。”
发Nature、Science没有什么了不起，传统文化才是竞争力
“说起来很悲哀，现在两岸都在追求Nature、Science，这些我在美国都发过啊，没有什么了不起，美国的一流大学根本不在乎。那些排行榜都是商业公司做的，大学却被牵着鼻子走。”黄一农说，“你在北京、广州、台北、东京、首尔的街头，随便问一个年轻人，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其中传统文化所占的比例很小。但这正是我们需要努力的地方——属于我们的传统，正是和别人拉开距离的关键。”
今年年初，央视《中国诗词大会》让黄一农感到震惊：“传统文化在大陆居然能变成综艺节目，纯粹的知识居然能吸引大众！简直羡慕嫉妒！大陆在把传统文化变成普通人喜爱的节目方面，已经走在了前面，可以成为榜样。”不过，他也同时指出，这一类节目让人看到的是知识的绝对性，给出的是标准答案，对文化的体验和思辨尚显不足。
关注到大陆的“国学热”和“书院热”，黄一农介绍，台湾也有书院，绝大部分是民间自发的公益组织，由地方文史工作者主持。从2000年到2010年左右，“读经班”在台湾一度如火如荼，家长热衷将学龄前儿童送到这里，学习《论语》《大学》《中庸》等传统经典。孩子们通过考试，还能获得相关“认证”，尽管对升学没有任何用处，家长们仍然十分重视。这类国学班通常是公益的，不收费。
黄一农认为，任何事情做到一定程度都可能剑走偏锋。大陆一些书院的商业气息较重，企业家们来这里想提高文化素养，或者附庸风雅；但换一个角度看，这也证明了一个社会正在重视传统的价值、文化的意义。“所以，我们更需要有人来‘导正’，让真正有兴趣接触传统文化的人，能在健康的氛围中学习与成长，而不使之成为一种产业。”
黄一农强调，书院在某种程度上应该保持公益性，不要把古代某个书院的名号或房子“盘”下来当招牌，干的却是挣钱的事。“书院要自给自足，但千万要拿捏好分寸，政府、科研院校在其中应尽到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