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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周汝昌和启功先生有多年的交谊，他们之间有许多趣事，也有不少雅事。
我见过启先生写给父亲的信，开头的称呼大抵是“玉言我兄师表”“敏庵我哥先生”“敏庵老长兄”等，而父亲寄给启先生的信，我仅见过一纸，开头即是“元白老哥大人”。
父亲在回忆与启先生相交旧事时说：中华读书人，对人不能直呼其名，那最无礼貌了，只称表字，所以当面也好,“背后”也好，我总称“启元白”“元白先生”。而启先生称父亲为“敏庵”“玉言”，亦不待烦言而自明。
我曾经猜想过，父亲给启先生写信，难道一直就用“元白老哥大人”这个称呼吗？他们那一辈人，无论在学识、涵养、文采、情调诸方面，都是我们这代人所望尘莫及的。我想，以父亲的性格，肯定会使用其他不同的称谓。说来很有趣，也很滑稽。
那是1953年的秋天，父亲的《红楼梦新证》出版了。那时父亲还在成都四川大学外文系教书，很快京中传来了很多有关的佳话，其一就是启先生见了《红楼梦新证》后，表示要给父亲画一幅“周公解梦图”。父亲得知消息后立即给先生写信，他仿效自己的老师顾随（羡季）先生在诗句中称启先生为“王孙”的佳例，满心敬意加“诗意”地也用了“王孙”这个敬称，希望能够“兑现”。
可是没过多久，京中的信息来了，父亲的好友吴小如先生致函说：“……顾羡老可呼之为王孙者，敏庵或未可呼之，况王孙其人虽于羡老亦未尝无微词（此则弟亲耳听启公所谈者），弟所以告于兄者，非望将此意传之于羡老，以为扯是非之举，实欲告兄人以不同各如其面耳……”父亲自悔鲁莽冒昧，而那“解梦图”自然没有了希望。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父亲与启功先生交往最为密切，走动也最勤。
1965年发生了影响很大的“兰亭论辩”，郭沫若先生撰文公开斥《兰亭》为伪物，说连文带字都是假的，父亲视郭文为“绝世妙文”，特用“奇文共欣赏”标题之，并由此引起驳辩之激情，经初步分析，找出二十多个大大小小的论点逐一加以考核、驳斥，全力研考它的一切史迹和版本的真相，从无数不同翻、摹、刻、拓帖中认定《三希堂法帖》中陆继善（元代人）摹本是最接近右军真迹笔法的佳本之一，遂向启功先生谈论此义。启先生很感兴趣，亦不以父见为谬。这年秋天的重阳节前，父亲得到启先生论兰亭书，认为褚摹右军兰亭序殆元人陆继善所摹，此见正与父合。父亲有两次到他小乘巷的居所拜访，启先生就将所存的陆摹原墨本的开头两页小照片赠送给父亲，并说此本早已流落海外，国内只有“三希堂”石刻留痕了。于是父亲专程赶赴北海阅古楼访查“三希堂”石刻，谁知到了阅古楼，看到了全部石版陈列琳琅不差，而唯独此帖已成没字碑。父亲深感痛惜，赋诗与启先生，先生则回和三首，抄录于扇面，赠送给父亲：
敏庵先生于三希帖中最嗜元人陆继之摹本稧序。偶登北海阅古楼见陆帖一石剥泐殆尽，感而赋诗。敬和三首，即求斧削。
唐摹陆拓各酸碱，识小生涯在笔尖。
只有牛皮看透处，贼毫一折万华严。
昔日曾疑帖与碑，说他毫刃总参差。
但从灯帐观遗影，黑虎牵来侭可骑。
丛帖三希字万行，继之一石独凋伤。
恰如急景潇湘馆，赢得诗人弔古忙。
这三首诗，称得上启先生的绝妙之作，具有书学内涵，又有风趣幽默的口吻，是他独擅的风格。“黑虎牵来侭可骑”（指猛龙碑）、“恰如急景潇湘馆，赢得诗人弔古忙”（指父亲），由此二句也可略见他的亦庄亦谐的风格。
1972年10月，父亲收到启先生一封来札，信是这样写的：
玉言我兄师表：首先话说称谓问题，我公来称，弟只敢以为戏言，但即此戏言，又何敢捧读第二遍！万望下不为例！尤其拙妻闻之，不禁骇叫，虽云及乌，总希勿使病妇增愧也！条约签定，立即生效！！程乙本之荒谬，诚如高论。此书问题，日益澄清，“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旧谚可诵，益恨胡氏胡说也。故今之印本，迳删程本之序，是治丝愈禁也。双钩曹氏书，草法既有误，又乾隆人而作章草，俱大有研究余地也。此疑恐未可遽与吴公言，必目验而后有权发言耳。至于“祖师爷赏饭吃”之梨园行业语，所以注释者，非仅为我公豁然，实亦为别人不致误会，此层用意，想公当首肯也。逸少之字，自梁武与陶隐居即有辨别，宋人黄、米，复齗齗于阁帖，我辈习书正好玩味米札之语，所谓“去一百碎故纸，知他真伪”者，实为名言，又米诗云：“寄言好事但赏佳”，可称无等等儿也。弟自住进内弟之家以来，已将十六年矣，今年东墙欲圮，因口占云：“东墙雨后朝西鼓，我床正靠墙之肚。坦腹多年学右军，如今将作王夷甫。”弟所幸在未遇石勒，而逢房管所，此番可免夷甫之遭遇矣。因谈逸少，书之以发一笑！又有奉求之事，尊社所出之小人书，若刘继卣兄所绘诸本，能由我公代购几本么？倘有希望，谨当恭奉书值，泥首趋领。所惠何止百朋耶？其书闻有三打白骨精、芭蕉扇、东郭先生、武松打虎等等，所闻不全，统求分神料理，小弟何敢词费乎！贱疾稍痊，即当趋候。人生之乐，乐在朋友；朋友之乐，乐在谈学；谈学之乐，乐在谈书。书有二义，曰书籍、曰书法。谈书之乐，乐在谈书法。我公当示河汉斯言！专此，
即致敬礼！
小弟功谨上
十八日晚
这封信，是启功先生书札的典范——诗文并茂，妙语连珠，名言至理，幽默诙谐，令人捧腹。但在风趣幽默之外，论书的佳句，却又是十分精辟重要的。
看得出来，启先生对于父亲去信的称谓很不满意，他用了“下不为例”作为“警示”，其后的“条约签定，立即生效！！”则又极诙趣。
说罢称谓，再说说启功先生手札内容。
1972年，是《石头记》程乙本出版整整180年。而在这一年，中央决定重新出版四大古典小说，《红楼梦》是为其一。何其芳先生主张另出新本，意主接近曹雪芹原著之脂本，而不要搞程本。此与李希凡先生意见也相合。于是国家正式安排出脂本为普及版，交于文研所去搞。早在1948年，父亲就说过：胡适先生欣赏的程乙本正是篡改曹雪芹原文最厉害、最恶俗的，并批评胡适不该拿出自珍的程乙本，让亚东图书馆付印流传，那本子的文字太坏了，完全糟蹋了雪芹的原笔本意。程乙本可望进垃圾箱，父亲快何如之。启功先生亦来函探询：“侧闻文研所近将校点脂本，续以程本，我公当有所闻。吴恩裕先生曾在中华晤谈，云有新资料，公曾见之乎？……”果然不久，李希凡先生即在历史博物馆礼堂作古典文学讲座，讲的就是《红楼梦》新前言。之后又陆续传出要重印与《红楼梦》相关的几种著作的消息。
彼时，红学家吴恩裕从孔祥泽处得知《废艺斋集稿》，说是曹雪芹的佚著，其后把《南鹞北鸢考工志曹雪芹自序》双钩摹本影印件寄给父亲，并云已送交制版。父亲最注意的乃是曹雪芹手写序文，字作钟王及章草法，父亲观其双钩数行，虽觉方笔遒美，私心却暗祝此物勿为妄人作伪冒充，但于此项发现还不敢断言如何，遂将一二疑问以告启先生，先生即复函意谓：乾隆人而写章草，又草法有一二可疑处，则尚大有研究余地，不能遽信。到1973年年初，启功先生又携来尹望山诗稿轴，以鉴定“双钩”，大以为笑柄。
那时，启功先生正参加标点《清史稿》，常常奔往于灯市西口的中华书局，距离米市大街的父亲居所只两站之地。他告诉父亲，自己正在撰写《字体结构黄金律》和《诗文声律》，苦于旧疾美尼尔综合征劇发，不能用脑。还举例说，一日看怀素自叙帖，以字大不费力，孰知目随其草书笔划旋转，竟忽然晕起。他曾与友人戏言真可谓“祖师爷不赏饭吃”矣！并加小注曰：“旧时‘梨园行’谓嗓音喑哑，不能复演，谓之‘祖师爷不赏饭吃’”，他感叹道：我辈以脑眼手为劳动工具，今若此，其何以堪！
父亲彼时则注释鲁迅旧诗，忙于《红楼》诸务，撰写《李白诞生地碎叶考略》，还为《柳文指要》涉兰亭部分写了意见。此时广州商承祚先生也来书说要写兰亭文，向父亲索提供帮助。
几年后，父亲写下一首七律，写尽他对《兰亭》的感慨，诗曰：
说着兰亭意气增，向来腕鬼漫凭陵。
池鹅潋滟难常课，野鹜张狂易得名。
玉匣虚谈争启闭，鼠须谁缚助锋棱。
桑家议罢萧寥甚，惆怅新翻手眼生。
上世纪60年代，父亲初访启先生，是奉出版社之命请先生作《红楼梦》注释的公事，尚是东城黑芝麻胡同旧府居，迨至父亲为讨论《兰亭》时，启先生已移寓宣外小乘巷，所居是一个简狭的小院子了。这就是先生借寓的“内弟之家”。先生口占之诗最为幽默诙谐，其中也含一典故：王夷甫即王衍，是西晋末年的重臣兼清谈家。永嘉五年（311年），被石勒命人推倒坏墙活埋了。启先生借此庆幸自己未遇到石勒，碰上的是房管所，免除了与王夷甫相同的遭遇。读罢虽令人捧腹，细思则不免为先生心酸。
那时，父亲常常受友朋之托代购书籍，其中尤以《红楼梦》为多。先生独嘱以购“小人书”，还属首例。父亲常向启先生讨教而致谢，启先生给出的回复是：小弟老不客气，老兄老客气，“呀呀是何理？！”——这就是大学者启功先生活生生的独特语言。
函末，先生以“人生之乐，乐在朋友；朋友之乐，乐在谈学；谈学之乐，乐在谈书。书有二义，曰书籍、曰书法。谈书之乐，乐在谈书法”而止笔。这几句名言至理，道尽人生、友情、学识、情怀，是书札的点睛之笔，结穴之所，足供当代学子牢记、学习一辈子。
2005年6月末，启功先生驾鹤西归，父亲得知老朋友去世的消息后十分震惊，立即写下七律一首寄托自己的哀悼，短短五十六字，涉及到先生的身世、地位、成就、功绩乃至二人交谊，父亲更指出：启功先生的离去，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一巨大损失。其悼诗云：
玉镌谱牒列藩崇，绛帐青衿位不同。
八法心追羲献妙，兼长笔擅北南宗。
词吟兰禊波澜势，舌粲莲花曼倩风。
回首展春高会盛，众中握手笑谈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