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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岁的方汉奇被称为“新闻学熊猫”。2014年虽然在中国人民大学办了退休手续，但他在新闻史研究和教育上从未退场，他还在带博士生，最近正在改学生30万字的博士论文。
作为新中国资历最深、教龄最长的新闻史学家之一，他带的学生大多已成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新闻学院的教授和学科带头人，辈分年轻的学子见到他得喊一声“祖师爷”。
最近，方汉奇获得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这是个人文社科领域分量很重的奖，也是他获得过的奖金最多的一个奖，100万元人民币。刚领完奖，他马上给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现任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陈昌凤发了条微信，“昌凤，我要捐款”。
捐款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插曲。银行工作人员误以为方汉奇被诈骗，呵退身边陪同的人，单独问他“你儿子知道吗”，“转这么多钱我要和你孩子确认下”。最后是陪同人员出示当时的新闻和视频才解了围。
他要把这100万元全部捐给中国新闻史学会，用来提高学会授奖的额度和促进新闻史研究。
“在方先生的印象里，我们一直都很穷”，陈昌凤说。新闻史学会没有拨款，会费5年一交，每人20元，不够请一位秘书。上世纪80年代申请建学会的时候没有钱，办公经费、办公场所和电话都是借用方汉奇的。这个全国唯一的新闻学一级学会，和中国新闻史研究，就像方汉奇一手带大的孩子，他总想着它们能“体面”些。
现在方汉奇把家当作办公室，“早上7点上班，晚上11点下班”。书房里是几十年来一本本累积的几千本书。墙的三面都是书架，与天花板齐高，但还是不够装，于是摆了双层。陈昌凤是他的学生，有次去他家找书，他先拿起望远镜迅速定位书的位置，随后搬来扶梯矫健地爬上去拿到顶层的书，“就像一个出色的将军在调动他的千军万马”。
随着年纪的增长，方汉奇的腿早已爬不了梯子了。身高不足1米6的他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越坐越往后陷，被书遮得只剩下一个小点。
当初因为“屁股坐得住”，他毕业后被时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的系主任马荫良从苏州带到上海，在上海新闻图书馆做旧报史料的整理工作。方汉奇本来想当一名记者，而在那个特殊年代，他的政治背景不能过关。
工作前他请假回香港探亲，有人担心他不回来。据他的学生在文章中回忆，方汉奇说“我坚决信守诺言，师生情谊，君子风义，有非今人所能理解的”。
1953年他被调到北京大学讲中国新闻史，1958年去了人民大学。在一次和时任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的会面中，吴玉章叮嘱他“新闻史很重要”，“要好好讲”。这一讲就是近70年。
方汉奇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回忆，刚到北京大学上课时没有一本系统的新闻史教材，很多报刊报人没有被研究，“无米下炊，只有靠水来凑”。他通过学生们的表情知道他们听得不满意，一个星期心里都不痛快。
于是他便自己“找米下锅”。他一边先讲古代新闻史，另一边在假期往各大图书馆、资料室里钻，准备近代新闻史。他编写的《中国近代报刊史》被评价为“近30年新闻史学研究的奠基之作”，订正了前人错误200多处。
在方汉奇眼里，老师讲不好课是该打板子的。事先写好讲稿，一个课时4000字左右，年代数字人名地名都要认真核实，他要求自己在课堂上处于“最佳竞技场状态”，做大量的储备，“不至于一点被突破，造成全线崩溃”。
陈昌凤回忆起老师上课的场景，“史海钩沉的能力令人拍案叫绝”。说到梁启超，讲其为蒋百里作序，后序文竟变成《清代学术概论》一书，反过来请蒋百里作序。学生在底下笑作一团，他依然一脸冷峻地说着蒋百里的故事，说蒋因故自杀未遂住进医院，与护士恋爱，后育有一女便是钱学森的夫人，学生们全都瞪大了眼睛。“其实他在课上讲的只是大海里的一瓢水”，方汉奇的大脑就像一个容量巨大的硬盘，甚至历史上哪篇文章出自哪家报馆，门牌号是多少都储存在他的大脑里。后来他开的课，学生来迟了往往都要挤到窗户边站着听。
新闻史是新闻学院较冷的一门，在方汉奇80寿辰时，有学者感慨，方汉奇一坐就是55年的冷板凳。如今，这个冷板凳，他已经坐了66年了。
他组织编写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等书籍被誉为国内新闻史最权威的教材。
方汉奇原名方汉迁，他的爷爷希望他能和司马迁一样严谨治学。幼时他举家南迁，在广东话里“汉迁”与“汉奸”谐音，他受不了小朋友的嘲笑便改名。方汉奇的一生志趣确实与司马迁相符，人生经历也如司马迁一样起起伏伏。
他年轻的时候遇到一个算命先生，对方告诉他只能活到64岁。活到今天，他自嘲是“侥幸”。侥幸在文革中活了下来，侥幸安心做了几十年研究。
这个在文革中“掏过人民大学每一个厕所”，“抡5斤大锤要抡1000多下”，蹲过牛棚做过伙夫的学者已经不计较这些往事了，他唯一计较的是他的研究。他对自己50年代写的论文多数都不满意，文章契合了政治环境，学术价值却大打折扣。
之后，他冒着一定的风险在新闻史领域开始做“拨乱反正的工作”。为了确定报人邵飘萍的共产党员身份，1982年方汉奇几经周转找到无锡的一个农村，寻到邵飘萍的另一位夫人祝文秀，拿到了一批珍贵的照片和书信。方汉奇拿着20倍的放大镜看照片背景里的书，发现包括《资本论大纲》、《世界大革命史》、《社会主义论》等书籍，墙上还挂着马克思的照片。后来他四访曾是北京地区党组织负责人的罗章龙，经过多方验证，1986年他写下《邵飘萍是共产党员》一文。同年邵飘萍的家乡浙江金华市承认邵飘萍的党籍，并竖纪念碑，碑上的字是方汉奇题的。“如果不是方先生，邵飘萍现在的历史地位不会那么高。”陈昌凤说。
还有诸如摘掉《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帽子，“《大公报》替国民党说过话，也替共产党说过话”。有学生称方汉奇就像福尔摩斯判案，方汉奇则说“应该有一份史料说一份话”，“替他们讲两句公道话是我们新闻史研究者应该做的”。
他写文章称：“学术问题利于争鸣，过早下结论反而没有好处。”
虽然现今方汉奇已经不上课了，但有些东西还是一代一代传下来。陈昌凤在新闻史课上开设了“新闻地理”的环节，鼓励学生们走出去实地走访报馆等遗址。
一次有学生告诉方汉奇自己要退休了，他才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学生都被人叫“奶奶”了。但他对自己的年纪似乎并不敏感，他自称“90”后，对新事物十分好奇。
90年代他开始学上网，方汉奇让学生把操作手册写在本子上，用“一指禅”学会了五笔输入法。2010年他发了第一条微博，底下有学生评论“祖师爷，我们是同一天开通微博的”。有学生抱怨“我还在看你的《传播史》，太厚了”，他逗趣地回道“让您受累了”。开通微博的第一天他的粉丝就达12000多。
前几年，他在微博上很活跃，他很气愤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说“其心可诛，其行可恶。”报刊亭被拆时，他很心痛这一城市风景线消失了。当疆独在昆明制造恶行暴乱事件，他希望在媒体上公示全部死难者的姓名，以表示对他们生命的悼念和尊重。
微博里，91岁的他有时像个“愤老”，看不惯的事情他总会批评两句。他说教授也是人，生气了也会骂人，但是学学鲁迅和章太炎骂人的艺术。
后来他盯上了微信，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昌凤建了一个（微信）群”。他也注册了微信，昵称叫coco，是儿子家宠物狗的名字。他还使用表情包，有次点错了，把笑脸点成哭脸，惹得群里的学生哈哈大笑。师门聚会时，他也会掏出自拍杆和学生自拍一张。
虽然方汉奇并不像个传统的91岁的老人，但很多时候，陈昌凤心里都“咯噔”一下，“老师老了”。
得知妻子病危的时候，正在吃饭的方汉奇突然抬头，一下子泪流满面。他和妻子感情很深，出门会给她买冰淇淋，从医院出来会悄悄在她额头上留一个吻，有时也会孩子气地向她讨着多吃两口蛋糕。方汉奇有糖尿病，都是妻子管着他。
陈昌凤发现，师母去世后，很多以前由师母说的话变成了方汉奇说。他也会絮叨“谁谁谁搬家了”“谁谁谁家的孩子还没有找到男朋友”。手上的力气也越来越小，他拧不开瓶盖了。
最明显的是，他也开始忘事了。有次约了9点开会，学生们左等右等没来，着急赶到他家，他还坐在书房里。这是以前时间观念极强的他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事。有访客来，聊了一个多小时在门口道别，他又把人家叫回来，一边往书房走一边咕囔“我记一下你的名字，客人来了却不知道叫什么多不好意思啊”。对方又一次说出姓名，他拿出记事簿准备记，才发现早先已经记下了。
即使如此，他从来没想过停止工作。他的儿女在国外，妻子去世后，家里便剩下他一个人。他不想找一个住家的保姆，想着保姆怕无聊可能要看电视，会影响他工作。他“舍不得浪费一点时间”，在医院，学生推着他去做检查，他的书还扣在肚皮上。家里的厕所也放着书，他可以见缝插针地看一会儿。
这个91岁的老人节俭了一辈子，最大的花销是买书。陈昌凤回忆师母在的时候，连开灯都有讲究，规定几点之后才能开。如今在人大校园里还时常能看到方汉奇端着碗去食堂打饭的身影。
除了这100万元，方汉奇之前把凝结了他多年心血的十万张学术卡片也送人了，收藏的大量的珍贵的旧报刊也捐给了学校。以前有人给他写信讨教问题，他得知对方生活艰苦，还会把邮票夹在回信里，再包上一点钱。
这次转账的过程中，银行工作人员多次凑在他耳边大声地强调“钱捐了就回不来了”。满头白发的方汉奇一直坚定地点头，“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