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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来自教育部的电话时，曾宝俊正在参加毕业25周年的同学聚会。放下手机，他就兴奋地把通话内容告诉了同学们。
那通电话只有几分钟，他后来意识到了它的意义。身为江苏省的一名小学科学课教师，他被邀请加入教育部的小学科学课程标准组，参与课程标准的修订工作。组里14名核心成员，有院士、教授，他是唯一一名一线教师。
4年后，全中国的小学生都受到了他们的影响：2017年9月起，小学科学课程起始年级由3年级提前至1年级，定位为与“语文”“数学”同等重要的“基础性课程”，并新增了“技术与工程领域”的内容。
时隔16年，科学课重新回到了小学一年级的课堂。
接到那通电话时，连曾宝俊自己都难以预料，科学课“地位”会有如此飞跃式的提升。25年前，他毕业于扬州师范学校，大多数同学当了中小学的语文或数学教师。那天参加同学聚会的37个人中，专职的科学教师只有3名。
他还记得，课标组的第一次会议是在冬天，北京刚下过雪。可是在参会者看来，科学课的春天就要来了。
春天不是突然降临的
曾宝俊开始他的教师生涯时，科学课在中国的小学课堂里还不存在。1991年大学毕业后，他来到扬州的一所乡村小学教语文。当时全校只有6个班，12名老师，学生最少时只有100多人。
1992年，当时的国家教委颁布了九年义务教育的《自然教学大纲》，首次规定从小学一年级起开设自然课。在此之前，这门课在3年级开设。
最初工作的6年里，年富力强的曾宝俊从未教过一节自然课。他说，在学校所有人的认知中，这门课因为“轻松”，是专门留给怀孕女老师的“大肚课”，或是由教学任务不多的校长来教的“校长课”。很多时候，这门课会直接被任课老师取消，彻底变成“自习课”。
一次胃出血后，为了养病，曾宝俊转任低年级语文教师，兼教自然课。实验器材不够，他就把篮球当作地球仪教地理知识，用棉签沾取花粉，带着孩子们做实验。低年级的学生上课爱捣蛋，课堂经常是乱糟糟的。可他却慢慢觉得，这门课“太有意思了”。
1998年，曾宝俊家里刚装上座机，为了教授月相知识，他让学生在每天月亮升起的时候给他家打电话。那段时间，他家的电话总是响个不停。
他还把自然课的教学方法运用到了语文课堂上。教李白的《赠汪伦》时，他问学生“桃花潭水深千尺”一句中为什么要用“千”而不是“万”；汪伦送给李白的歌是什么内容；生活中关于送别的歌曲有哪些。
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科学（3～6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颁布之后，他瞬间从一名拥有5年经验的“自然老师”变成了“科学老师”。那是中国首次提出小学科学的课程标准，“自然”课程正式更名为“科学”，但取消了在小学低年级的单独设科，取而代之的是“品德与生活”课。
从“自然”到“科学”，在曾宝俊看来，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教科书开始有了系统性的内容，涵盖了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与宇宙科学三大领域。
当时，学校里只有曾宝俊能够教科学课。由于精力有限，他也只教了三年级的一个班级。新课标刚刚实施，尚未推进到他所在的江苏地区，他就自己从出版社买了几十套教材，用新的《科学》课本替换掉了《自然》。
科学课对学生的影响异常明显。曾宝俊教的班跟另一个班相比，平均学习成绩原本非常接近，但是一年的科学课下来，其他任教老师都明显感觉到，这个班的学生“不一样”，“反应迅速、思维灵活”。语文、数学等科目的成绩也要高出其他班级一大截。
“这门课不仅有趣，而且重要。”曾宝俊说。
新课标颁布的同一年，中国科协公布了中国公众科学素养的调查结果，中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1.4%，即每千人里只有14人具备基本科学素养。
作为学校6年级的语文“把关教师”，曾宝俊在语文上的教学成绩非常突出。当别的学校来聘请他，他却只有一个条件：放弃语文，做一名专职的科学教师。
这是每个人必须要面对和了解的世界
这一次颁布的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与第一次整整间隔了16年。新版课标组里，成员年龄跨度从40岁一直到80岁，其中还有人参加过2001版的编写过程。
很少有人知道，这16年间，还有一版未面世的小学科学课程标准。它本应在2011年颁布，却没有通过审查，“暂缓颁布”。
陕西师范大学现代教学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胡卫平教授记得，新版课标组的第一次会议在2013年的1月，“开了整整一天”。会议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要在那版“暂缓颁布”的课标基础上进行讨论、修改，充分吸收前一版本的经验。
其实在2011版课标中就已提出，从一年级开设科学课。原教育部副部长韦钰院士主持修订了当时的课标。她多年来一直呼吁小学一二年级恢复科学课。
2007年，韦钰领导的专家组开展课标修订工作，认为“从一二年级开设科学课”是修订课标的“底线”，否则“修订没有任何意义”。
“就像一上学就要学习语文、数学一样。”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刘恩山说，“小学生要面对周围的自然环境，要开始了解自然，这也是他们生活中必须要面对的，人体的奥秘、正确的卫生习惯、刮风下雨是怎么回事，这是小孩子生活经验中的一部分，是认识世界应该学到的。”他是新版课标组副组长，主要负责课程内容的部分。
除了这一部分，整个课标组还有前言和实施建议等任务，分别由胡卫平和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郝京华负责，3个小组的工作同时推进。
第一次开会，课标组就规定了几条“工作基本条例”，第一条是“每个人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看法”，第二条是“每次发言都要有现代教育学理论或实践的依据”，最后一条是，在意见出现分歧时，经过充分讨论，举手表决。“一般问题”需要经过半数以上的人同意，“重要问题”的通过标准上升为三分之二的支持率，而对于“极其重要的问题”，必须重新进行调查讨论，获全员支持方才通过。
在用词上，使用“素质”还是“素养”，小学阶段的科学课程是否要分段、分成几段，都成为了大家选择举手或摇头的“重要问题”。而加入“技术与工程领域”的课程内容，则是课标组全体成员一致通过的“极其重大的问题”。
这是新版课标最为重要的改变之一，最先提出这个建议的是谁，曾宝俊已经记不清了，“好几个人都提了”。
“所有的国家战略，都跟公民是否有工程学素养、对人工世界的了解程度有重要关联。”刘恩山说，“创新国家的要求非常高，不是闹着玩的，工程技术的创新思维如果只从高等教育阶段来保证，会非常困难，必须从小培养。这在国际上也是共同规律。”
在国际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科学课都是在低年级开始就被当作一门独立的核心课程。美国在1996年第一次颁布科学教育标准时就提出了技术领域的内容。
作为一名生物学教授，刘恩山多年来致力于带领学生们领略自然的魅力，但他近几年越来越觉得，除了自然，“孩子们也应该了解另一个世界——人工世界”。
“你看我这屋里，”年过六旬的刘恩山坐在办公室，周围是成堆的书，桌上摆着电话和电脑，“除了咱俩之外，所有东西都是人工世界的。”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这是每个人必须要面对和了解的世界。”
郝京华在一次讲座上提到，小学科学进入学校只有两三百年的时间。“当科学无处不在的时候，科学教育才开始正式兴起。”她说，“起初的科学教育只是一些实用性的科学知识，包括怎么修理抽水马桶。”
接下编写任务后，曾宝俊很长时间内都惴惴不安。面对这一全新的领域，他只能利用节假日，阅读大量国际国内的文献著作，借鉴了包括美国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英文首字母缩写）课程在内的科学教育经验，召集江苏省内相关领域的知名教师、学科带头人一起商讨，甚至玩起了“头脑风暴”。每人在纸片上写下“测量”“工具”“图纸”等跟科学技术相关的关键词，然后把几百张纸片按照主次、从属关系进行分类，画出一张巨大的树状图，再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
“没有永远完美的课程标准，”郝京华说，“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系统数字化、智能化，国内外对科技教育的重视有目共睹，而课程标准的修订也永远在路上。”
你能不能稳得住
科学课回来了。曾宝俊的许多同事非常兴奋，纷纷要求到一年级教科学，尽管跨学段教课会让他们的工作量增加一倍。“这是个全新的领域，而探究和尝试原本就是科学老师的天性。”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师资依然是这门并不年轻的学科面临的严峻问题。
2011版课标修订工作组在调研中就发现，很多学校没有科学课教师，“什么都教不好的老师，就被派去教科学”。更有甚者，有的地区“连烧饭的和门卫都去教科学课了”。在有的地区进行教师培训，连对“人是动物的一种”这一简单常识，台下教师都一片哗然。
在2013年的一次授课中，韦钰对台下的教育工作者说：“你们手里有好几十万孩子，拜托，他们只有一个人生！”
就在几年前，胡卫平在对7个省的小学科学课程实施情况调查中发现，小学科学教育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专职教师少，教师素质普遍较低。农村小学专职教师占33%，城市小学占52%，并且近80%的教师没有受过科学教育或理科教育的专业训练。
广西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罗星凯从2010年起就一直担任该校国培计划示范项目高中物理班的首席专家，也多次主持过小学科学的各类培训活动。在他看来，小学科学培训最让他哭笑不得的，是一些学员根本就不是科学老师，参加培训是因为平时“教主科辛苦了”，学校让他们出来“休息一下”。
针对科学课的师资问题，罗星凯从几年前就开始研究“解决方案”。在广西教育厅等多方支持下，他开设了“兴华创新实践”项目，将师范学校的专业学生和中小学的资源对接起来，学生经过半年的培训，便可以到中小学成为一名实习教师。迄今该项目已组织全国11所项目合作高校的422名高年级大学生和研究生，开展了“精准扶贫”行动。
“对于科学课的老师来说，拥有理科的专业背景在教学中会轻松一点，但如果做不到，也起码能够做到稳得住，不能老换。”刘恩山说，“这是我对小学科学师资首要的建议。”
1981年他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原本希望做科研，但出于学校需要，就留下来做了教师。当时国内生物学教育刚刚起步，是个非常弱势的学科，他到教研室报到的时候，屋子里只有一位老先生。
“他只问了我一句话：‘你能不能稳得住？’”刘恩山当时想了想，点点头答应了。36年过去了，他依然坐在那一间教研室里。
在曾宝俊看来，师资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层面出政策，他建议科学教师中专职教师的比例不能低于60~70%，另外科学教师本身的职称评定不能设限。“很多人不愿意做科学老师是因为难评职称。”
除了师资问题，科学教育的设备不足以及地区之间不平衡的状况也格外突出。刘恩山在课程标准后期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发现西部一些地区尚且不具备开设科学课的条件，而一些东部沿海地区和大型城市的科学教师，已经能够带着学生用小型加工设备材料组装玩具飞机大炮，让他们拿上父母的照相机、望远镜去山上看星星。
“科学教育需要加强教材的开发研究，这里的教材不仅指文本，也包括实验器材。科学课的实验器材就像美术课的颜料、音乐课的琴，没有这些，老师怎么上课？”曾宝俊说，“并且这些也应该由国家来买单，而不仅仅是帮忙订购一本教材。”
就在科学课回归一年级的同时，由几位科学家创办的科学类自媒体《知识分子》推出了一个面向小学生的课外教育产品，邀请科学家为孩子讲科学。《知识分子》联合主编、清华大学教授鲁白解释，中国很多家长让孩子学艺术、学体育，但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要学这些。其实，在这些学习的过程中，孩子们除了收获知识、技能，培养了有益的价值观，还提升了修养。科学不仅仅是指我们所要了解的科学知识，也不仅仅是那些实验技能，以及科学思维方式、批判精神、方法论。“更重要的是，科学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我们的一种修养。”
如今，科学课回归一年级的第一学期到了尾声，曾宝俊打算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组织“考试”。他让每个学生自己在纸上写下问题，然后把所有的问题集中到一个盒子里，学生们随机抽取。如果抽到做实验的题目，就当场做给全班同学看。
“这不是一种被动的测试，而是一个主动的游戏，一场孩子们之间智力的较量。”曾宝俊说，“考查的不仅是他们对材料的操作和工具的使用、如何进行科学记录、探究的深入性和持久性，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世界的好奇心和创造力。”
罗星凯一直不太喜欢“复制”这个词。多年来，他经常被问到“科学课应该怎么教”这类问题，但始终没有给出确切答案。他相信真正的科学课是探究式的、充满未知的。
“如果以标准答案为核心的话，就不叫科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