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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发布《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2016-2017）》，拉萨名列“中国最具幸福感十佳城市”第一名，同时“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连续4年位列全国38个主要城市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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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西藏和平解放，在国家的号召下，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奔赴那里。那是个纯粹的年代，生命禁区、祖国边疆等意象，让新中国的年轻人热情高涨。
将近70年过去，早年那拨儿年轻人的儿辈、孙辈、甚至重孙辈，有的在西藏长大，有的有如父辈那样，成年之后选择进藏。
因父母留西藏而在西藏工作的人们，习惯用藏二代、藏三代甚至藏四代划分彼此的“辈分”。他们参与书写了西藏的历史，时代大潮打来，家族的迁徙史也从此改写。
“一腔热血，报效祖国”
1979年，24岁的王月维入藏工作，她说自己是和孔繁森同一年入藏的。她记得媒体在报道孔繁森事迹时曾用过这样一段话，“某晚，他胸闷、喘不过气，觉得自己好像不行了，于是半夜起来写了遗书”。她感同身受，西藏平均海拔4000米，空气稀薄。
当时，山西、陕西等4省选派1200名农业等技术人员进藏，刚从山西长治农校毕业的王月维主动报名，“就是一腔热血，觉得要报效祖国”。后来的事实显示，西藏干部队伍从那时起不断壮大。
王月维记得，1979年4月24日，这支“援军”从山西出发了。火车载着300名“各院校最牛的人”，向西飞奔三天两夜。到了甘肃柳园，他们再换乘蒙着军用帆布的大卡车，挺进青藏线。
当大卡车驶入西藏最北的那曲地区，强烈的高原反应让同学们当晚就难以入眠。有人一路呕吐着，再往南行驶一两百公里，途经当雄县，这批20岁出头的年轻人遇见了春耕仪式，终于出现人烟，整个卡车顿时沸腾了。
全程21天，戈壁、高原、边疆，王月维说，那是她一生中最难忘的乘车。
与进藏干部相比，手工艺人张立发的进藏之路略显孤单。1990年，他走出老家云南大理新华村，与六七个老乡到拉萨开了一家民族手工艺品作坊。那年，张立发21岁。虽是西藏邻省，但进藏之路同样坎坷。滇藏线乘车要花好几天。
辗转入藏，但对于能做出什么事业、未来会待多久，无论是张立发还是王月维，那时谁心里也没有数。
对进藏家庭来说，骨肉离别太常见
在藏区，王月维和相遇的老乡安平结婚，并辗转分配到西藏山南地区朗县（该县后隶属西藏林芝市），生下两个女儿。
女儿们被送回山西寄养。这是骨肉别离的遗憾，但对进藏家庭来说，这太常见了。
“妈妈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把我送回山西的。”二女儿王雅慧说。
漫长的童年，王雅慧在山西亲戚间辗转着。起初和姥姥住，后来跟着姨妈、舅妈、远房亲戚，还有母亲的中专同学。他们搬家，她也一起搬。
那时不是每家都有电话，母女只能把通话时间约在每周日早上9点。在山西，王雅慧8点半就到安装了电话的邻居家等候；在西藏，王月维也要找公用电话亭，然后等上很久。
父母回一趟山西更不容易。他们每三年休一次假，一次休半年。这半年，往返又要耗费两个月，因为买从拉萨飞成都的机票需要排号，之后还要辗转好几个城市换乘火车。
真的见到母亲时，王雅慧却觉得，眼前这位短发、微胖、穿着黑色林业工作服的女子，是一位完全陌生的阿姨。
“我记得喊了‘阿姨好’后，我妈立刻就冲了出去，泣不成声。”王雅慧哽咽了。她至今还能感觉到，当时，妈妈特别想靠近自己，但又不敢靠近。
事业在这里，舍不得离开
一个特殊的任务在1994年降临到手艺人张立发身上：有关部门找到他，说次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大庆，他们正寻访民间手工艺人，制作民族文化产品。
张立发当年已小有名气。“工作人员拿着图纸，到处找人加工民族文化产品。我试加工了一个，他们比较满意。”张立发设计的是小酒杯、青稞酒壶、银筷子和银勺。酒杯重30克，象征自治区成立30周年，上面还刻有藏族八宝图，寓意着吉祥。
政府将张立发临时安排进一个大院，专门加工纪念品。最多的时候，院里有50多人一起打磨产品。
院内繁忙，院外，西藏正飞速发展着。20年之后，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官方媒体用“千年跨越”定义这50年的巨变：地方生产总值增长281倍，人均寿命从35.5岁提高到68.2岁，冰箱、电视、手机等渐渐成了老百姓的“标配”。
自治区成立30周年这个节点，也让当时进藏10余年的王月维感到，这里值得奋斗。这些年来她最骄傲的事情是，朗县有很多桑树，不过老百姓没见过蚕。她搞了养蚕坊，没有专业的蚕房，就自己买消毒水消毒仓库；没有蚕架，就弄了荆棘代替；没有工具，就想土办法。
王月维最终成功了，这个技术，还获得了西藏山南地区科技进步二等奖。
但她离故乡也越来越远。原本，选派进藏8年可以调回内地，她与丈夫错过了两次这样的机会。1998年，进藏近20年的她决定留在西藏，因为朗县当时缺少技术干部，“这么多年的心血不能白费”。
一晃，就是30年。她算了一笔账：与他们同车抵达山南地区的有32人，除去牺牲的、调回内地的，最终有七八人在西藏退休。
时光对张立发来说，具象化为西藏的民族文化产品业越来越发达。上世纪90年代初，拉萨只有几十个老乡做手工艺，如今已聚集了一个数千人的庞大的工艺加工人群。
西藏也试图给他们营造创业的环境。张立发说，开发一种卷轴画产品时，政府给他批了100万元的扶助资金，“政策还是挺好的”。
他的门店多了起来，其中一家现在已有三四百平方米，总共两层。连他的徒弟都有了徒弟，这些徒子徒孙“有几十个，我都记不住了”。
家族的轨迹在高原上延续
48岁的张立发感到，自己的体质不如当年了。20多岁时，他能和拉萨的同龄人一起打篮球，现在在高原待久了，“别说跑了，（快）走几步就喘得受不了”。
“我的事业在这个地方。”张立发不知不觉也在西藏待了将近30年。他打算培养自己的孩子，看他们能否撑得下去，若行，未来就把打拼半生的民族手工艺生意让其继承，自己回家休息。
高中毕业之后，张立发的小女儿便帮忙打理一家店铺的生意。一开始，她有种延续事业的家族使命感，也想着为父亲减轻一点负担。
王月维起初则不建议女儿到西藏。在王雅慧看来，这是因为父母知道西藏条件艰苦，并且尝够了与女儿骨肉分离的苦，不希望女儿像父母一样。小时候，王雅慧同样对自己说：“绝对不去西藏。”
2011年，她还是来了，成为西藏日报社的一名记者。此前在四川的一份短暂工作，她觉得压力很大，这时，退休的父母建议她可以到西藏“调剂一下”。
这次调剂，让家族的轨迹再次在高原上延续了。“我很适应这里的生活节奏，也很喜欢这边的比较单纯的人际关系，就决定在这留下。”王雅慧说。
她一度到林芝市驻站5年，观察这片土地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交通。”她说，2012年，她乘车去一个乡，外侧轮胎大约有四分之一悬在空中，而下面就是悬崖。
她还记得，以往，从林芝市到波密县要经过“通麦天险”，全程可能要六七个小时。那多是泥路，有的路段连路基都没有，“没去过的人想象不出来路有多烂”。有的路段14公里要开两个小时，曾有大桥出了垮塌事故，但桥下，连大卡车的残骸都难以找到。
更早些时候，她2006年第一次进藏看望父母，林芝市去朗县的路上，车基本是挨着道路边缘行驶的，旁边就是奔流的大江。头回看到这么危险的路，她的右手一路上紧抓车门把手不放。
如今，西藏拥有了7.5万公里公路，林芝市到波密县两三个小时就“搞定了”。“钢筋水泥的大桥，特别漂亮，一路坦途。”四处出差的王雅慧觉得，许多道路已和内地没什么区别了。
“我觉得真的是翻天覆地，这个词不过分。”王雅慧感慨着，当地干部每年有四五十天假期，从内地休假回来，拉萨可能就变成另一个样子，“就是这么夸张，发展得特别迅速，没法想象的变化。”
张立发也说，现在，拉萨到丽江开通了航班，一两个小时就到了，“想回家就能回家了”。
王雅慧感受最明显的是，2011年刚来西藏，她与网店客服交流的第一句话一定是问“西藏发货吗”。因为，不少店铺不提供西藏的快递服务。但如今，很多店铺都能快递了，家里小到牙刷、牙膏、卫生纸，大到家具，全是在网上买的，“我老公打趣，家里除了他，其他全是我网购来的”。
一家电商平台也在拉萨建仓了。和内地大城市一样，米面粮油等商品上午11点前下单，当天下午，王雅慧就能收到它们。
上一辈人的努力真的让时代变了
亲历西藏变化的王雅慧，慢慢理解了父母当年为何放弃回到内地。
“父母在朗县一直工作，太熟悉了，真的对朗县有感情了。他们舍不得离开，因为他们一点一点看着朗县的变化，真的是看着它一点一点地变好。”王雅慧总提到一个“变”字。
故乡也早已物是人非。当年，王雅慧的爷爷不同意她的父亲进藏，日盼夜盼之下，原本硬朗的爷爷身体垮了，父亲进藏的第二年，爷爷辞世。
退休之前，王雅慧父母在老家的双亲都相继去世了。王雅慧发觉，在老家“消失”了30多年，父母与一切似乎有些格格不入了。
为了事业，张立发也一度好久没有回家。1991年之后，他曾在西藏一连待了5年，之后一两年回家一次，“我们云南人有个习惯，不管外面怎么好，每到过年都必须回家”。
张立发的女儿觉得，父辈闯出来的事业，必然经过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这让她面对困难不会知难而退。
上一辈各族人民的努力，真的让时代变了。如今，进藏的年轻人不再背着麻袋，不再挤着卡车，他们带着笔记本电脑，揣着苹果手机，推着时尚行李箱，乘坐的是直达飞机、有氧列车。尽管有的家人不同意孩子进藏，但最后结果可能是，父母也乐意跟孩子到西藏生活了——王雅慧的丈夫就是这样。
退休到成都居住的王月维，早已把西藏看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家里的电视机平常没什么人打开，可每晚7点半，她与丈夫总会调到西藏卫视看新闻。她的手机安装了《西藏日报》App，这是2017年刚刚试运行的。
当年一起入藏的那批人，越来越老，越来越少。不过，在微信群里，他们常常写诗，为西藏新的变化点赞。
“他们真的把西藏当成家了，我能感到那种感情是由衷的。”王雅慧说，这些“藏一代”们，对西藏或许都是又热爱又遗憾的：爱，是他们通过努力把西藏一点一点地变好；遗憾，是因为西藏让他们没法享受与子女团聚的快乐。
作为“藏二代”，她心里又十分矛盾。不少子女能陪着父母，或者可以把父母接到身边赡养，但她在西藏工作，不敢冒险让老人继续在高原生活。2017年的春节，父母是独自在成都过的，“别人都是一家团聚，他们是老两口，我特别不能接受，每次想起来，就很难受、很不舒服”。
她打算为父母那辈人写一本书。在她眼里，他们把青春留在了高原，把自己的孩子、晚年的幸福也留给了高原。他们没法在高原长期生活，但他们又已作出了人生选择。
在家国叙事里，这叫“献了青春献子孙，子孙继续献青春”。但对王雅慧来说，她从没把在西藏工作视为一种奉献。“我的父母曾在这边，我其实就是一个西藏人。”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