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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亚锦赛之后，U23国足球员已经返回各自俱乐部参加冬训——据记者了解，在16家中超俱乐部中，除托管给大连市体育局的冲超球队大连一方，其余队伍均在海外进行拉练，以备战3月开幕的新赛季联赛。而目前这一阶段，大多数俱乐部还在抓紧时间确定和促成外援、内援的最终转会。
中国足协规定的2018年冬季转会窗口自1月1日开始至2月28日结束，但多家俱乐部尤其以获得亚冠资格为目标的豪门俱乐部，早在上赛季结束时就开始转会谈判，以便尽早完成引援工作，给球队留出完整的冬训磨合时间。
经过三四个赛季井喷式的引援爆发，2018赛季，中超转会市场外援转入状况趋向理性。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得益于球队此前积累，如上海上港俱乐部不用再花费精力引入外援，奥斯卡、胡尔克和艾哈迈多夫足够分量，球队需要考虑的是孔卡与埃尔克森之间的名额竞争；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多数俱乐部力求长期稳定发展的经营战略。不过，趋向理性并不代表转会市场的沉闷，尤其是多家俱乐部在合法规避中国足协“调节费”时表现出来的职业手段，也让球迷感到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在经营层面的进步。
2017年6月，中国足协下发《关于限制高价引援的通知》，随后中国足协职业联赛理事会执行局拿出《2017夏季注册转会期收取引援调节费实施意见》，规定在2017年夏季注册转会期内（6月19日至7月14日）执行收取引援调节费政策。
政策出发点并无问题，中国足协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举是“为了限制职业足球俱乐部追求短期成绩从而高价引援”，意图撇去中超转会市场泡沫，但“外籍球员引入资金支出超过4500万元人民币/人、引入国内球员资金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人”，就要向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缴纳同等金额调节费的规定，还是让大多数俱乐部感到哭笑不得。
“调节费这笔钱中国足协说用在公益事业和青训方面，但也没有实施细则，我们俱乐部也搞不清楚状况。”有俱乐部高管告诉记者，“另外，不可理解的是外援4500万元人民币的标准太低了，改成欧元可能差不多，现在中甲球队的外援都是这个标准了，中超至少要千万欧元以上，这就是说俱乐部只要买外援就还要多花一倍钱给基金会，本来外援一说来中超身价就比在欧洲贵了不少，这个调节费给俱乐部带来的压力太大了。”
中超顶级外援身价确实远远超出“调节费”限定范围，上海上港队奥斯卡转会费6000万欧元冠绝中超，队中还有转会费5500万欧元的胡尔克。而两个赛季前的中超标王还是特谢拉，江苏苏宁队为他付出了5000万欧元的转会费。因此“不具有操作性”成为俱乐部私下抵制“调节费”的重要原因。2018年元旦刚过，中国足协公告表示今年冬季转会期还是按照上述标准收取“调节费”，“引援”的俱乐部开始各显神通，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足协的“调节费”账户很难打开。
以广州恒大队10天前官宣22岁的现役国脚右边卫邓涵文加盟为例，广州恒大队向邓涵文的老东家北京人和俱乐部送上经验丰富的前国脚刘健，以此抵消超过调节费征收标准部分金额——尽管当红国脚邓涵文在转会市场上身价近亿、老国脚刘健转会身价也在3000万元之上，但两家俱乐部的愉快合作使得国内引援要缴纳的“调节费”形同虚设。
“内援互换补差价”的操作方式可以帮助绝大多数转会交易躲开“调节费”，外援的引入要想避开“调节费”则需要专业律师团队的精打细算——“先租后买”“自由加盟”以及“第三方买断”这三种方式如今最为常用。
“先租后买”的典型案例是莫德斯特加盟天津权健。本周天津权健向亚足联提交亚冠联赛预报名表，莫德斯特榜上有名，这位实力超群的法国前锋从德甲科隆俱乐部转会至天津权健，“租借期2年，每年300万欧元，附带2900万欧元买断条款”的合同虽然总价值高达3500万欧元，却让天津权健成功避开“调节费”。
此外本周末西甲球队比利亚雷亚尔在自家官网上宣布该队射手巴坎布和球队解约，这意味着，北京中赫国安也不用因为这桩交易向中国足协支付“调节费”——中赫国安支付的解约费用约为4000万欧元，但“解约费用”并非两家俱乐部之间产生的“转会费”，自然不在中国足协“调节费”征收范围之内。不过中赫国安亦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代价。在此操作过程中任何环节都有严格的国际化标准，这样国际化的运作能力甚至和比赛一样，也是检验俱乐部实力的一把标尺。
事实上中国足协“调节费”亦属于过渡时期特殊政策，旨在向俱乐部传递“杜绝高价引援”的信息而非“生财有道”，正如U23政策要逐渐向U21政策转移一样——虽然期待中超俱乐部能够实现盈利并不现实，但只有越来越多的俱乐部迈出向职业化转变的坚定步伐，中国足球才有可能真正受益。
本报北京1月21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郭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