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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修军、申学科、申周，这3个仡佬族汉子住在贵州省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石朝乡大漆村，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随着一项项脱贫政策的落地，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作为易地扶贫搬迁户全家搬进了县城宽敞明亮的安置楼房，过起了城里人的生活；有的家门口终于盼来了久违的公路，外面的世界从此不再遥远。这些走出大山的人们脸上，有对全新生活的欣喜，也有些许对未来的迷茫和对过去的不舍……
纪录电影《出山记》近日在京首映，这是总导演焦波继《乡村里的中国》之后乡村情结的又一次爆发。这一次，他镜头对准的大漆村位于贵州省20个极贫乡镇之一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石朝乡，在那里他率领团队驻扎了近一年，从实地拍摄的近300个小时素材中凝练出约90分钟的影片，以脱贫攻坚中的易地扶贫搬迁、大通道建设、特色产业发展等为主线，讲述了一个当地群众脱贫致富、走出大山的故事。
极贫乡里的极贫村
影片中的村民申学科一家，住在大漆村唯一没有通公路的泉里村民组，进出需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为了替父亲治病，申学科一次次沿着陡峭山路，把父亲一步一步背下山，送往医院。为此，他极力争取道路修进自己的村子。
30岁的申周想借政府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离开山村，早日成家立业。但父母在大山里生活了大半辈子，只跟庄稼牛羊打交道，不敢想象搬去县城的生活。两代人的思想不能调和，父子俩争吵不断。作为村党总支书记，申修军不得不三天两头上门调解，自己的生活也因此乱了节奏。
大漆村平均海拔1260米，山峦重叠，沟壑纵横，全村985户4119人中贫困户有432户1850人。通过一系列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实，截至2017年年底，大漆村易地扶贫搬迁91户400人，脱贫292户1292人。正是在这里，焦波和他的摄制团队用300多天的时间记录了脱贫攻坚进程中发生的感人故事。
2016年秋天，焦波关注到一条新闻，随着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历史目标的日益临近，脱贫攻坚战在全国各地打响，中国有几千万的贫困人口即将走出大山。这样一个历史大事件应该去记录一下，带着这样的想法，焦波把目光投向了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
“贵州省有20个极贫乡镇，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石朝乡是其中一个。石朝乡大漆村是乡里面积最大、海拔最高、人口最多的村庄，也是极贫乡里的极贫村，脱贫攻坚任务最重。”尽管这些年为拍纪录片焦波一直在各地乡村的泥泞中行走，可第一次到大漆村，他还是被当地的交通现状震惊了：石朝乡多雾，一年只有100多天是晴天。汽车穿行在浓雾中的大山里，看不见身边的悬崖有多深，而去泉里的几公里只能靠步行。
2012年，焦波这个50后带着5个当时平均年龄21岁的孩子，在家乡山东淄博沂源县杓峪村蹲守了373天，透过3个农民家庭一年的生活，记录了这个普通村庄的四时之美和村风民情。这部名叫《乡村里的中国》的纪录片后来先后获得了包括中国电影华表奖、上海电视节目白玉兰最佳纪录片奖在内的22项大奖，成为记录当代中国农村的影像经典。
和《乡村里的中国》里记录的杓峪村不同，在位于西南民族地区的大漆村，焦波团队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语言不通。村民们日常交流用当地方言，焦波他们只能偶尔听懂几个词，拍摄时不是请村支书帮忙当翻译，就是看说话人的表情推测大意。
以前在村里拍片，剧组都是跟村民同吃同住，可大漆村没办法解决剧组的食宿，他们被盛情安排住在刚建好还没住满的乡敬老院。条件好多了，可每天拍片不管多晚都得从村里往回赶。
在焦波看来，这次拍片最大的难题还是交通。公路修好前，从务川县城到石朝乡再到大漆村的路很窄，一个大车一个小车错不过来，而这条路剧组几乎每天都要跑，赶上夜间，赶上冰雨大雾就更危险，有几次剧组的车被大车别到了悬崖边，大家只好下车推回来。
去泉里的路上必经一处悬崖，路本来就很窄，又被洪水冲去一块，必须一大步跨过去。拍片的近一年里，每次经过那个地方焦波都提心吊胆，看到剧组的人全都安全通过心才能放下，“泉里剧组一共去了28次，路上我摔倒了12次，组里有个摄像小伙子背着两个三脚架，头重脚轻，摔得更多，大家都叫他‘摔跤哥’”。
2017年春节，焦波是带着剧组在大漆村过的，他们用镜头记录了村民的日常生活，有的已经搬出了大山，有的即将搬出，村里各种矛盾此伏彼起，每天的争吵里也孕育着新的希望。
“留住中国乡村发展的记忆”
《乡村里的中国》里，张自恩作为村支书一直被乡村里的家长里短包围着，整天忙着处理鸡毛蒜皮的纠纷，而在《出山记》里，同为村支书的申修军日子过得就更是“硝烟弥漫”了。申修军在村委会干了22年，如今，在脱贫攻坚政策引导下，面对空前的发展机遇，他下决心要让大漆村摆脱贫困，迈向小康。
对于“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的大漆村来说，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打通大通道是这里脱贫攻坚的关键环节。可是修路要占用农民的土地，房屋和牛栏要拆除，大量的坟墓也要迁走。开会动员，挨家说服，可不少村民不是舍不得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大山，就是担心搬到陌生环境没法谋生，一场接一场的争吵填满了申修军的生活，有的村民情急之下甚至和申修军动了手。胳膊上缠着纱布，申修军一脸的委屈，而更让他委屈的，是因顾不上自家事常常招来妻子的埋怨。
“村里就是个小社会，每天发生着很多精彩的故事。”焦波说。
早晨的阳光照进农户，几十年心怀文艺梦想的农民杜深忠蹲在家门口，用毛笔蘸水在地上的光影里书写《道德经》……《乡村里的中国》中的这个镜头曾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焦波在杜深忠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源于骨子里的平视视角，一方面来自从小生活在乡村，对土地天然的深厚感情，另一方面也来自焦波几十年摄影记者生涯的人生历练。
为了用镜头留住爹娘，1974年6月8日，刚学会摄影的焦波给日渐老去的爹娘拍了第一张照片。30年间，他陆续为他们拍了1.2万张，名为《俺爹俺娘》的摄影专题荣获了首届国际民俗摄影比赛最高奖——“人类贡献奖”，更以亲情打动了无数人。
“拍《俺爹俺娘》时，拍着拍着，我有了拍纪录片的想法。纪录片是声音、画面综合手段的艺术，动态的影像比静止的照片更能够展示自己的一些想法，也更适合讲故事，观众看纪录片也比看照片更容易接受。”十几年前，焦波一手拿相机、一手拿DV，从记录爹娘的生活着手，开始把镜头对准父母身后广袤的乡村，将视角落到乡村社会的发展变迁上。
毫无疑问，《俺爹俺娘》成了焦波走到哪里都能和村民迅速打得火热的“通行证”，带着团队走南闯北，交流往往从这样一句话开始：“噢，你就是那个‘俺爹俺娘’啊！”
大器晚成的焦波凭借一部《乡村里的中国》在纪录片界名声大噪，“起点高，但压力也大啊。”焦波说，自己以后每拍一部片子都在想怎么才能超越前作。这几年，找他拍片的人越来越多，但焦波很挑，不合口味的一律谢绝。
从《乡村里的中国》开始，6年来，焦波带着他的团队从一个村子奔赴另一个村子，在江苏宿迁拍了《大众村》，在山东菏泽拍了《淘宝村》，在四川宜宾拍了《五世同堂》，他说接下来的作品还是会继续关注乡村，“我艺术的根在乡村，个人情怀在乡村，创作起点在乡村，所以我离不开乡村，那是我的土壤，让我如鱼得水”。
“《俺爹俺娘》是一种亲情，《乡村里的中国》是一种乡情，我很熟悉它们，也更容易驾驭这个题材。”焦波说，乡村在一日千里地变化着，也许过几年就不是现在的乡村了，也不是大家记忆中的乡村了，再想寻找那份乡愁也没了方向，“这个现实我们无法改变，但是可以用影像来记录它，通过系列作品留住中国乡村发展的记忆”。
6年里，焦波团队中的85后、90后年轻人没有一个离开，尽管他们或是城市人，或是早已离开农村，对乡村生活并不熟悉。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还有年轻人肯跟着自己整天在村子里摸爬滚打，让焦波非常感动。他甚至像个父亲一样“轰”其中的一对小情侣：“30岁了该回去结婚了，建个安定的家。”
“时间的重量”
“影片里的人物、故事全部是真实的。”焦波说，村民们的故事，他们的那种状态，演员是演不出来的，“他们可以重复自己刚说过的话，但绝不会为配合你的拍摄说他们不想说的”。
那些从来没有参与过拍片的村民，在镜头前该说说，该骂骂，时而大打出手，时而又悄然抹泪，这种真实感在首映式现场引发了观众们的阵阵笑声。《出山记》中无一职业演员，无一剧作家创作的台词，完全是乡间生活的真实记录。
《出山记》北京首映式当天，忙得胃疼的焦波还不忘用手机抓拍在后台吃盒饭的剧组，捕捉现场观众的笑声和感动。生活中随时掏出手机来记录下生动的瞬间，这是当年他做摄影记者的时候就养成的习惯，只不过那时候他随身携带的是一个小徕卡相机。
“拍纪录片的时候，如果拿着相机或者摄像机，人物就会很不自然，他能明显感受到镜头的存在，如果用手机拍，人物就不会那么紧张。”焦波说，自己最看重的是能够记录历史、记录当下、记录人、记录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像作品，相比之下，技术是锦上添花的事，哪怕捕捉到的画面虚了，哪怕只有声音，那都是真实的现场，“一些摄影人每年春天去一个地方拍油菜花，秋天又去一个地方拍红叶，我见过很多朋友坚持了10年、20年，拍了几万张照片都是一个样。我就想为什么大家不去拍风光中的人呢，一代代的人，身上该有多少故事啊”。
10年前，焦波收了6个汶川地震孤儿为徒，教他们摄影摄像技术，“一开始我也把镜头对准他们，今年是汶川地震10周年，我会把这部纪录片拿出来献给大家。通过纪录片大家可以看到这6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他们的欢乐，他们的泪水，也会看到长大了的他们怎么用自己的本事回报社会”。
焦波说，《俺爹俺娘》拍了30年，《汶川地震孤儿》拍了10年，这么朴素的东西之所以震撼，这就是“时间的重量”，“30年也好，10年也好，1年也好，纪录片始终记录的是故事的发展进程，故事永远在进行着，我们能截取的也只是一个片段”。
比起作品本身，焦波似乎更享受镜头外乡村的变化。《乡村里的中国》拍完，焦波拉来一笔钱给村里修了水泥路，另外一家企业给村里捐资建立了一个阅览室。《出山记》停机的时候，全长3公里、因一路悬崖而耗资400多万元的公路也快完工了，乡亲们说等公路全部铺上水泥硬化好了请他回去吃羊肉。
悬崖上的泉里三面环山，有一块天然的牧场，牛羊在那里不用看管也跑不出去。修路方案一敲定，申学科就带头买了几头牛和几十只羊，准备发展养殖业。想多买，没钱了，焦波立马掏了1.3万元帮村民买了38只羊，前几天他们兴奋地告诉焦波，已经挣了1万多元。
“看到这些老百姓有了自己的产业，慢慢富裕起来的时候特别激动，比我家富裕了还激动。”焦波说。
《出山记》就要公映了，在焦波看来，片子能在社会上站得住脚，就要有土壤，而这个土壤就是观众，“只有观众喜欢，才能广为传播”。
“《乡村里的中国》2016年在腾讯视频上线以来，播放量6600多万了，至今还在上升。《俺爹俺娘》1998年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到今年20年了，仍然在网络上传播发酵。”焦波说，开始拍纪录片的时候就没想过要大红大紫，超强的生命力才是真实影像的魅力，“时代的变化，国家的变化，人的变化，都是越发酵越醇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