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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被过继给了大伯。
大伯夫妇一生未育，而我爸有3个儿子。他20多岁就进城工作，妻子病逝后，3个孩子留在农村，由大伯一家照顾。
老三老早说好过继给大伯，因此伯母对这个儿子格外宠溺。
生活困难的时候，别人吃南瓜、红薯，三哥却能吃上白米，伯母偶尔从池塘里捞起一点小鱼，焙干后也偷偷留给三哥当零食。
我爸丧偶8年后，认识了同样丧偶的我妈。我两三岁，农村的大哥二哥陆续被接到城里。他们满口的楚地乡音，在我们这个天南地北的人以支持西北建设而建立起来的矿山小城里，被无情地嘲笑。
当时我们虽然身处西北一隅，街坊邻居却不缺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人。在这个移民新城里，没有乡音，普通话即是方言。
在学校被人嘲笑，他们就用拳头解决问题。这下我爸妈就麻烦了。三天两头有人领着头破血流的孩子来我家讨说法。终于，大哥二哥走到了被重新送回老家的边缘。一次我爸下重手打完他们，就出门买火车票去了。
对于两个哥哥而言，我妈是新妈，没事不会主动找她说话。所以当他们忽然跑进厨房，对正在炒菜的我妈恭恭敬敬地叫了声妈，我妈惊得锅铲差点掉地下。
从两个抽噎的男孩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妈得知伯母偏心老三，好吃好穿的都给他，什么活儿都不让他做，给同一个母亲生的另外两个男孩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人怕的不是苦，而是在同样的境遇中，有人过得比你好。我妈几乎在一瞬间就理解了他们。幸亏我爸也没买到火车票，这事儿就过去了。
不知我父母进行了什么样的沟通，此后虽然两个哥哥还是闯祸不断，他们心照不宣地再也没提出把他们送回农村大伯家。
我成年后，才第一次见到被过继给大伯的三哥。他在3个哥哥里面，长得最像我爸。在我妈看来，他也是3个哥哥里面过得最舒坦的。虽然在农村，但小时候被大伯夫妇当少爷一样宠着，后来娶了贤良淑德的妻子，重活儿累活儿都是女人干，再加上我爸持续不断的补贴，年龄增长，只是让他从大少爷变成了老少爷。
而城里的两个哥哥，从小在农村吃苦，参加工作以后，兢兢业业，却经历了国企改革、下岗再就业的冲击，为养家糊口四处找活儿干，贵州、宁夏、新疆、西藏跑了个遍。
“城里活着，只是面子漂亮。日子过得舒坦的，还数农村的老三。”全家人都反对我爸补贴三哥，尤其以我妈为首。
我妈去世后，我爸以养老为名，回老家盖了房子。他在这幢三层楼房里住了5年，就又嚷嚷着要回北方。
要走那天，我去接他，三哥也在。我爸拿出珍藏的一瓶五粮液，我哥也不客气，一杯接一杯，很快就喝了大半瓶。为人父母，离别难免絮叨。我爸说了几箩筐的话，三哥忽然开口，说：“爸，我只想对你说一句话，无论什么时候生了儿子，都不要随便送给别人家。”
我爸勉强说了一句，“谁也没长后眼睛……”
饭后，我陪我爸散步，一路从他住的地方走到他小时候读书的小学，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回来的路上，他忽然说：“你三哥的两个孩子都在武汉打工，你多照顾一点。老二好像正闹离婚，你给调解调解，你不是情感专家吗？”
我假装点头。但知道以我这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女文青性格，断然做不出主动关心别人家长里短的事。
如果三哥不愿意醒来，你拿金山银山堆在他面前，他也只会觉得自己更加委屈。
身为女儿，我可以从父亲手中接过很多爱与重担，但这种因为命运失责而造成的永恒的伤疤，我决定不去领受。无论是我爸真欠了三哥什么，还是三哥一直认为我爸欠了他什么，都是他们两个人的事。
我爸回北方养老了，三哥住进了他盖的三层楼房。清明我回去给母亲上坟，远远看到他坐在门前的池塘边钓鱼；而就在前一天，我二哥在内蒙古干活儿，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扭伤了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