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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已经有许多年的春节，没有回到那个我出生的赣西小城了。小时候，牵着大人的手，从初一开始，挨家挨户地串门“走亲戚”“讨红包”的场景，如今只存在于记忆之中。取而代之的是微信群中的拜年贴图和“抢红包”游戏。
虽然如此，这些年，我却更了解我的“来处”——我的家乡与家族。这一切归结于我充当外公的“手脚”和“信使”，帮助他记录和寻访关于家乡和家族的记忆。
年过八旬的外公，虽然近年来客居深圳，但总有剪不断的故土情结。除了每天必看江西新闻，这些年，外公一直在闲暇之余书写家乡和家族的旧人与风物。我每次回家，便充当外公的“手”，将手稿敲入电脑，再发往家乡报社的编辑部。
籍由这种缘故，我“认识”了从未谋面的故人，“亲历”了从未经历的往事。
在这些故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对父子”和“一座宅子”的故事。
“一对父子”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离别的故事。
1927年的一个下午，突然有人向故事中的儿子传话，在东门外罗家祠有人要见他，今天不去，便见不着了。儿子急匆匆赶过去，只见父亲在祠堂门口等着，原来父亲同村里几个人一起加入了路过的红军部队，这就要走。
又几个月后，有人来找儿子，说“他在那里（井冈山）很好，上面发了三块银元的安家费，现交给你”。这便是最后的音讯了。往后，每当有红军回来，即便冒着雨雪，步行几十里，儿子也要去打听……
不知儿子心中是否有“恨”，当年来传话的人，从来没说，“这一别，这辈子便见不着了”，但人世就是如此无常。
近百年风云过去，台面上的风流人物都已换了几遭。谁还记得赣西小城里一对一起推炭车的父子？谁还记得那对在小城东门外罗家祠门口匆匆告别的父子？所幸，外公的笔记下了这个故事，那是他的祖父和父亲。
“一座宅子”的故事，则是一个四散八方的大家族的集体念想。
位于赣西小城萍乡李子园的“绛园”，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城内四大私人豪宅之一。其主人是武汉大学著名数学教授肖君绛先生，是外婆的伯父，绛园建好后由外婆的父亲打理。曾做客绛园的人，包括1937年“流放”到江西萍乡的张学良和夫人于凤至。1938年，画家丰子恺从上海逃难来萍乡后，也常去绛园做客，离开之前画了一幅“绛园图”相赠，并题词：“巨宅镇国土，讴歌致太平。”对于肖氏族人而言，“绛园”是一个共同的家园。然而，时光流逝，如今绛园肖氏族人的后代，大多已四散天涯。
这些年，我充当外公、外婆的“信使”。去到他们身不能至的地方，重新连接起跨越海峡和地域的家族血缘。
6年前，在台湾交换学习时，我带着外公的书信拜访素未谋面的姨妈。姨妈的父亲就是外婆已故的大哥，也就是我从小就听说的当年随“国军”退守台湾的“台湾舅公”。最让我动容的，是与姨妈闲聊间说起的一句日常。原来，生在台湾的姨妈不喜吃辣，“舅公”每每为此念叨：“你不吃辣，以后回江西了，看你怎么办。”然而，“舅公”此生未有机会重返故土。
我到北京工作后，又带着外公写下的绛园故事，在北京探望了两位年届百岁的老人。这一对从西南联大毕业的的伉俪是外婆的堂姐与堂姐夫，绛园的主人便是老太太的父亲。从此，书信和电话在老人们之间又频繁了起来。
外公的故事也引来令人欣慰的“余音”——“一对父子”的故事被媒体要去，说是要制成音频朗读版，让更多人知道。绛园的主人肖君绛先生出生的乡镇，在筹建“民俗展览馆”时，为其塑起了铜像，写明了事迹，供后人学习纪念。今年年初，还有专门研究科学史的学者看到外公的文章后，从北京致电并前来采访，决定把肖先生的事迹和贡献作为研究课题。
穿过时光隧道，回溯和捕捉家族血脉联系所闪耀的微芒，不仅对于“小家”意义非凡，对于今天的整个社会而言，也是让我们“来路”上的千万个脚印更加具像化的努力。
这种努力让时间、空间里的旅人都感到心安——不管你在旅程中，是“路过山峰”，还是“遇见海洋”，明白有人总会惦念，不管是在哪儿度过万家团圆的时刻，都会有“有家”和“有根”的感觉。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我，无比感谢外公手上的那支笔，它让身处异乡、长于“小家”的我，也有了家族记忆。
